“恶魔”自剖“恶之源”

　　单亲家庭：从小偷摸，很少在家

　　“你和家里人关系怎么样？”

　　———沉默，足足20多秒钟。“我爸爸在我15岁的时候就得癌症死了。爸爸常年卧病在床，疼得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生不如死。看着他那么难受，才知道活着是那么痛苦的事情。等他走了，就没人再管我了。”父亲的早亡，对张显光来说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也初识了生死。也许，这是他杀人如麻、漠视生命的最初原因。

　　———“我妈今年67岁了吧，现在在哪也说不清楚了，也没有正式工作。我的两个亲弟弟，已经被执行了死刑……”一丝略带嘲讽的苦笑挂在他的脸上，不知是嘲笑记者提的问题，还是嘲笑他自己。

　　“你想你的母亲吗？”

　　———“想，但不想见。”张显光回答得很干脆。“为什么不想见母亲？”“我妈也许是世界上最失败的母亲，她培养了三个杀人犯！父亲死了，她改嫁了，给我找了继父，现在连她住在什么地方我都说不清楚。没人管我，我也很少呆在家里。”话语里，他对母亲有一种恨。缺少家庭的爱和管教，当年一只单飞的“幼鸟”，后来终于飞上歧途。

　　———“16岁，我就到煤矿劳务公司上班了，家庭的担子全压在我的身上。我是老大，从小我‘自力更生’惯了，能吃苦。”什么自力更生？准确地说，应是“偷偷摸摸”。1985年，刚满20岁的张显光就因扒窃被当地公安机关劳动教养。他的家庭是典型的单亲家庭，而他又只上了两年小学。缺少管教的张显光走上歧途，并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

　　仇视社会：不被村人接纳，形成“杀手性格”

　　“从小到大，你最恨的人是谁？”

　　———“现在，已经没有最恨的人了。”也许知道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作恶，张显光显得平静而释然。但他所杀的第一个人冯某，正是他曾经仇恨的人，一个揭他的“疮疤”、让他难在村里立足的人。

　　“为什么要杀冯某？”

　　———“我不想杀他，我在村里没法活了，我只想要回我的户口证明，去别的地方。我觉得户口证明就是他拿了，他还领着村里人要打死我，拿着斧子要砍我，我很生气。”张显光看重那份户口证明，因为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有“前科”。复杂的家庭关系让他从小就极端自卑，又极端自尊。但别人偏偏知道了他的“前科”，让他恼羞成怒，并进一步开始跟社会“生气”了。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就是他犯罪的初源。比邻煤矿这样的复杂生活场所，加之村人的不友好，张显光的生活中充满戒备和仇恨，更不缺少斧子和尖刀，甚至炸药。什么样的土壤，就会长出什么的庄稼，年轻的张显光“初试身手”，竟然就要了一条人命。

　　“毕竟是一条人命，你下得了手？”

　　———“谁杀人时，都紧张。我和张显辉他们在哈尔滨杀人时，刚开始手里有枪，就是一阵乱开，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打着人了，抢完东西就跑。后来还是慌，但我再开枪时，就全往人身上打。杀一个人也是杀，杀两个人也是杀，我赚了！”

　　最开始，他领着弟弟们杀的都是有钱人，一是为钱，二是仇视社会。“凭什么你们有钱？凭什么你们过得舒坦？”仇富的心理，让张家兄弟一发不可收拾，成为穷凶极恶的悍匪。

　　“很多人说，你的弟弟和表弟是因为你才走上犯罪道路的。你自己认为是受你的影响大，还是受环境的影响大？”

　　———“环境的。我小时生活的地方有很多煤矿，人员也比较复杂，张显明、张显辉他们跟我一样，跟这里的人混在一起，什么事都知道，什么事都明白，偷偷摸摸的事常干。再说李彦波，‘1·18’案时，张显辉把他带来了。我怕人太多，目标大，就用枪顶着他的脑袋，让他走。他就不走，说如果不让他参加，他立马就出去抢劫去。我怕坏事儿，才带着他。”

　　李彦波的毁灭也许咎由自取。但如果没有张家兄弟“打样儿”，这条年轻的生命，也许会在平静中终老。

　　戒备心理：人前抽“蓝翎”，暗地抽“中华”

　　看守所里面禁止在押人员抽烟，“烟民”在这里很难熬。可当记者抽烟时，张显光并没有像记者采访的其他在押人员那样，迫不及待地索要香烟。后来，记者抽出一根烟，递过去。他点了一下头，冷冰冰的眼神缓和了许多。这个人有高度的戒备心理和极度的自尊。

　　“听说你只抽相对便宜的‘蓝翎’。你抢了不少钱，怎么不抽贵一点烟呢？”

　　———“抽贵烟，太惹眼。谨慎呗。我抽过中华，都是偷着抽的。”屡做大案的张显光没有一刻过得轻松，他将戒备渗进了骨子，甚至连吸烟这样的小节都不敢松懈。

　　价值误区：只心疼家人，却践踏他人生命

　　“有媒体说，你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女人陪着，是这样吗？你觉得自己最对不起谁？”

　　———“差不多吧。她们每个人，我都对不起，我没有带给她们什么，只有伤害。她们虽然和我生活在一起，但根本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从电视新闻里面看到，我被通缉后，她们大多不得不搬家，这些都是我的错。”2003年，他曾经用抢来的钱，为家住灯塔的一个女朋友买了一件万余元的貂皮大衣。这是他留给他的女朋友们最值钱的东西。

　　“你抢了那么多钱，杀了10个人，却过了二十多年的动荡生活，觉得值吗？”

　　———“值？”他苦笑。“我杀了10个人，可也丢了五条命。”五条命？他的两个亲弟弟和两个表兄弟，还有他自己。他已提前把自己算进去了。此时的张显光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只求速死。“钱再多有什么用，我压根都没有享受到，每天都只顾着担心了。”

　　色厉内荏：逃亡期间，看到警察一身冷汗

　　“逃亡期间，你什么时候最紧张？”

　　———“一直都紧张，怕被警察抓着。2003年春节过后，我从灯塔回到沈阳，发现警察刚从虎石台撤走，我知道沈阳不能呆了。我先去锦州，因为那里没有一个人认识我，后来又跑到扎兰屯、龙江，后来到齐齐哈尔。不敢住旅店，就露天睡，逮哪就睡哪，有时候是草垛，有时候是树林。”“有没有跟警察直接面对面过？最近的距离有多少？”

　　———“有，在路上经常碰到警察。那时，我胸前就是炸弹，手就放在上面。跟警察距离最近的一次，是擦肩而过。当时我想，只要他们敢动我，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幸好每次我都有惊无险，一身冷汗！”

　　张显光生于1965年3月8日，2003年1月18日犯下大案，2006年8月8日被抓。有人说，“8”是张显光的不祥数字。这种迷信的说法当然不足信，但“8”字却是别人的幸运数字——试想，如果抓捕当时张显光的胸前还挂着炸弹，那么行动可能会以惨烈的代价告终。

　　饱受煎熬：杀人过程，常在梦里“重放”

　　“露天睡觉，你能睡得着吗？”

　　———“睡不着也要睡。有一次，我在一个草垛里睡了一天一夜。逃跑时全身的神经都紧绷着，实在太困了……”说起那段日子，张显光的脸上浮现出非同寻常的疲倦，仿佛当时的恐惧已经深深刻进他的骨头。如今，他不用再过这样的日子了，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反而轻松了。“做梦吗？会梦到谁？”

　　———“经常做梦。梦到我家里人和被害人。尤其是被害人，梦到的全是作案杀人的情景，就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袋里回放。醒了，又是一身冷汗。”

　　最后忏悔：愿挣钱补偿被害人家属

　　“如果你还能活着，你最想干什么？”

　　———“挣钱，补偿那些被杀死的人的家属。”

　　此时再说“补偿”，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其实，即使像张显光这样残忍、歹毒、贪婪的人，也不是从生下来就是坏人，或许是他仅存的一点良知敦促他这样说；或许他的命运，正是一个因疏于管教而导致的悲剧范本，这个范本到了尾声，也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生的一丝渴盼……本报记者伏桂明实习生王贺／文潘旭／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