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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为23元被飞车党杀死续:打工少女的人生轨迹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26日03:29 南方新闻网
女孩为23元被飞车党杀死续:打工少女的人生轨迹

资料图片:案发时现场照片,邓哲玉当时双目圆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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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写:本报记者 龙志 王海军 实习生 谢艳艳 林旭红 

  租屋内,李柏梅叫醒睡在地上的儿子,其他5名亲戚也陆续爬起来,他们开始整理邓哲玉的物品。

  一件邓哲玉的黑色旧大衣被翻出来,母亲李柏梅把它叠好,扫清皱褶,又放回箱子。
邓哲玉的家当很简单,在广州辗转谋生5个月,她甚至没有拥有过一张自己的床。

  到殡仪馆时,天开始下雨,邓哲玉的骨灰被装进638元的黑色木盒里——殡仪馆最便宜的骨灰盒。然后,一家人赶往天河客运站。10个小时后,邓哲玉的骨灰将和母亲一起回到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金石镇独石村。在南方辗转打工三年后,这个姑娘又再次回到了生命的原点。

  12天前,邓哲玉,23岁的湖南打工妹,在广州黄埔大道遭遇飞车抢夺。因为死死抓住手提包,头部遭受重击,终不治身亡。而包中只有23元钱。

  走出茶楼的人

  2001年夏天,新宁县树人中学一帮男孩子聚在宿舍里聊天,班长刘锋说:“今后谁娶了邓哲玉谁就很幸福。” 

  他的观点出乎意料达成共识。如果要在高5班里选出一个令男生女生皆满意的对象,邓哲玉是唯一的人选。 

  这帮来自农村或县郊的孩子,天真而又青涩,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世界。在他们眼里,邓哲玉朴实而毫无戒备,“天生让人觉得亲近。” 

  一个哥们悄悄告诉刘锋:他生日那天只有邓送给他礼物,其实他并没有向别人提起过他的生日。“有一天,我在打球,她提着一个礼品袋过来了,是镇纸。我当时正热火朝天地学写毛笔字。”刘锋说。 

  同学刘玲玲至今记得她低头作数学题的样子,“她读书很认真,数学特别好,是我们班上最勤奋的学生。” 

  这时候,邓哲玉的组织才能也展露出来。高一国庆节,班里组织联欢活动,她自告奋勇和另一个男生主持,老师们都说这是学校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之后学校的文艺比赛她都会参加,有一次合唱比赛,她和一个女孩合唱的《祈祷》得了第二名。“她每天都很开心,我以为她家境应该可以,”刘玲玲说。 

  实际上,邓哲玉只是没有把贫困挂在脸上。1983年1月,这个小女孩一出生,似乎已经注定要经历更多磨难。父亲是个聋哑人,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妇。夫妇俩都很清楚,改变家庭命运的指望,只能寄托在孩子身上。因此,虽然贫穷,他们还是要供孩子读书。“借债、借债、借债……”在送女儿的遗体火化后,母亲李柏梅坐在殡仪馆外低声数落着:“外婆家、舅舅家、阿姨家……”长期的欠债,让这个黑瘦的女人在谁面前都变得沉默而谦卑。

  但是,女儿却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应对。她一有空闲,就去外婆家、阿姨家,或家中,或田边,边帮忙干活,边与表姐妹们说笑。尤其是在伯父一家,和在外上学、打工的堂姐堂哥们话题更多。“她性格温和,又很勤快懂事”,伯父邓炳炎说。

  在班主任戴春林老师看来,这个来自偏远小山村的学生,自主性特别强。“那时,她妈妈在学校边上租了个房子,她跟弟弟住在那里。” 

  邓哲玉邀请戴老师到她家里坐坐。“我当时一看,以为是没人住,红砖砌的房子,只有一截,另一边是拆掉的,她和弟弟住在那一截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煮饭都是在别人家的猪圈边上。” 

  清晨,18岁的邓哲玉起床后赶紧做饭,8点钟上课,姐弟俩吃完后,朝着各自的学校跑去。班上有60多名学生,仅有的17名女生倍受关注。邓哲玉一年到头似乎只有两件衣服,但洗得干干净净,“所以看起来,好像每天都在换新装。” 

  但对于家事,她只字不提,因而鲜有人知道。“她从不在我们面前提起家人,只有一次,她跟我说,她家很不好,父亲不能说话,是个残疾。这还是毕业以后才说的”,刘玲玲说。 

  2002年夏天,邓哲玉以距离分数线4分之差高考落榜。帮家里割完稻谷后,她拒绝了姑姑供她复读的提议,去了县城里的文化茶楼。

  茶楼在设在文化局院内,一楼便是新宁县图书馆,在地处偏远的小城内,这是一个显得格外清雅的地方。 

  显而易见,刚刚走进社会的高中生,迫切需要这份工作。“很荣幸第一次工作能来到这样一个好地方,这里很正规。”邓哲玉在日记里写道。  尽管每月工资,算起来,仅有300多元,有时候还要加班到晚上凌晨,但在新宁城内,这已经算份安定而体面的工作了。 

  与邓哲玉同时进去的有5个人,半个月培训后,只有3人留下。现在已经是主管的凌爱云回忆说,“她高中毕业,悟性很高,是这批新人当中最快学会茶艺的。” 

  事实上,在邓哲玉的日记里,每一篇最后都写有诸如“泡沫红茶:纯桂花+祁门红茶,煮过后过漏再冷却,最后加水摇”的茶道窍门。以此加强巩固名目繁多的培训的内容。 

  但很快,枯燥而琐碎的茶楼工作渐渐消磨了她的激情,她表面坚强,内心却承受巨大压力。 

  有一天,茶楼打烊后,几个女孩子聚在一起聊天,大家喝了点酒,同事李艳霞提议把心中的苦事说出来,女孩们都说起各自的辛酸。轮到邓哲玉时,她还没说,便痛哭失声。这是李艳霞印象中她唯一一次哭泣。 

  只有凌爱云知道她的心事,有一次放假,她去了邓哲玉的家,“她家很穷,跟她爸打招呼,没反应,她妈妈的话也比较少,弟弟还在读书,只有两间木房,很冷清的感觉。”出来后,凌爱云觉得很酸。在回城的路上,邓哲玉才平静的告诉她,父亲是个聋哑人。 

  到了2003年春天,弟弟的新学期开始了,父母忙着筹备学费。邓哲玉去意已决。老板不同意,她说,“我要到长沙去读书。”老板只好放行。 

  她是第一个走出茶楼的人。2003年4月10日,作完生意后,茶楼为她举办了送别party,女孩们又哭又闹,一直到凌晨4点多钟。 

  李艳霞则哭着送了一首《城里的月光》给邓哲玉,她“希望月亮能一直照着她走过的路。” 

  从长沙到东莞

  除了聋哑父亲,不识字的母亲,还有读书欠下的 6000多元的账,并且弟弟还在上学。这时的邓哲玉像一只皮球,在生存压力不断撞击之下,在未知的道路上跌跌撞撞。

  “她越来越不安于内衣专卖店的小店员,”表姐邓哲林说。 

  位于长沙市蔡锷北路的“依之尼”内衣专卖店,人来人往,已经换了几拨主人。这是邓哲玉离开家乡后第一站。 

  邓哲林从湖南轻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大专毕业后,在长沙一家出版社找到工作。她是家族里唯一一个读完大学并留在长沙的人。这让邓哲玉很是羡慕,这份工作也是邓哲林介绍的。 

  “我希望她能多长些见识,如果不是家境恶劣,她比别人要聪明的多。”邓哲林觉得自己有义务把堂妹带出来,并且教会她一些生存技能。 

  到长沙后,每个月工资400元。对邓哲玉而言,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离家讨生活,她几乎没有一件化妆品,她的衣服也还是高中时那两套,她把节省下来的钱存起来,寄给家里,寄给在怀化读技校的弟弟。但生活仍捉襟见肘。 

  她羡慕那些正在读大学的同学,“林姐,你说我去自考好吗?”她认为惟有文凭能改变她窘迫的现状。 

  邓哲林为这个堂妹骄傲起来,“你应该要读书的。” 

  “是啊,我不能一辈子作内衣店的小店员,一辈子拿400元的工资,”邓哲玉说。于是她又为为数不多,但对她仍是一笔巨大账目的书本资料和报考费发愁起来。 

  三个月后,邓哲林被调往广州,她希望堂妹能跟她一起去,“我不想丢下她,姐妹俩在外头至少有个照应。” 

  邓哲玉欣然而往。在离开长沙前,她还穿着那件黑乎乎的外套,邓哲林给她买了件鹅黄色的连衣裙。穿着这件新裙子,邓哲玉来到了广州。此时,南方已是酷暑。扑面而来的,是燥热的天气、巨大而喧嚣的城市,以及无数和她一样顶着烈日为生计奔波的外来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此时,广东的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1500万。他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遍布珠三角的各种工厂里面加班加点地出卖劳动力。 

  这次,相对于很多外来妹,命运终于眷顾了一次邓哲玉,她没有成为流水线上的女工。来到广州当天,她的堂兄——邓哲林的弟弟邓清凉——正好从东莞到广州办事,他是深圳美之高公司驻东莞的业务员,公司正在招一批促销员。有过营业员经历的邓哲玉很顺利通过了面试。她被分配到东莞樟木头镇百佳超市。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她每天除了向顾客兜售自己的产品,还要眼疾手快帮大量的忙,用于维持超市的融洽关系。 

  她性格开朗,几乎不费气力便融入新的环境。“她是一个很会关心人的女孩子,”她当时的主管李作军说,“我以为她应该出生在一个很健康幸福的家庭,因为她好逗,人际关系特别好,并且每年年底公司的春节联欢她都是活跃分子,后来我才知道她的父亲是聋哑人,她从来没有流露出自卑的情绪。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公司规定每个月的营业额为1万元。邓哲玉进去后,业绩总在15000左右,因而被评为2004年优秀员工。 

  这个时候,高中同学李慧正在一家皮革厂打工,每个月只有500元工资——这似乎是每个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的宿命,“没有文凭,没有关系,只能干苦力活。” 

  “你来樟木头吧,我帮你找工作,”邓哲玉说。最终她说动了主管,让同学加入美之高的促销队伍。 

  “外出打工就两条途径,一是亲戚帮忙,二是同学或者朋友的关系,有时后者更重情谊,”李慧说。 

  小镇上的生活 

  最初的时候,两个女孩住在一起。一室一厅。卧室小的只能放下一张床。后来李作军和另外一个男孩子找房子,邓哲玉嫌每个月350元的租金太贵,于是四个人挤在了一起,两个男孩子睡

客厅。   “公司不包吃住,底薪1000元,有提成。那个时候,她每个月大概可以拿到1500元左右的薪水,”李慧说。但也只是经手而已,她要把那些钱如数寄给家,每个月只给自己留300元的生活费。 

  正好碰上家里都有急事,两个女孩子悉数寄钱回家,还向同事借了不少。去年8月,足足有一个礼拜,她们身无分文,锅都没的开。买了几斤米,每天煲粥喝,喝到晚上,肚子咕咕的叫,枯坐在家里,心闷的慌,出去走走,没几步便消化了,肚子又咕咕叫起来。 

  有一次,邓哲玉的姑姑到樟木头,打电话喊她出来吃饭,等了很久,大家没耐心了,吃完后邓哲玉才匆忙赶来。 

  姑姑问,“为什么才来?” 

  她说,“姑姑,坐

摩托车一下子就到了,但坐摩托车要5块钱,石新医院有个免费接送病人的车,我等那趟车过来的。” 

  这种近乎吝啬的举动,仅仅针对自己。去年上半年,李作军家里出了点事。邓哲玉知道后,塞给他1500块钱,“那时她刚发工资,那个月她是借钱度过的。今年2月份还了600块,另外900块一直没机会还。之后在网上聊天时说还钱给她,她说:等你有钱的时候再说吧。”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网上聊天,几天后,邓哲玉遭到抢劫,最终抢救无效。 

  没有什么大过亲情和友情了,邓哲玉也因此受累。弟弟邓青园比她小4岁,初中毕业,举债送到技校读书,不到一年,又退回来读高中,依然没有读到一年便离开学校,“心玩野了,已经静不下了”。 

  2005年暑假,他来投奔姐姐。有两个月时间,“他没找到工作,成天睡觉,醒来就去上网,话也不多。”姐姐经常被气的干瞪眼,下班后又要到处奔波帮弟弟找工作。 

  找到工作后,邓清远第一个月的工资是300元。他拿去买了一双100多元的皮鞋,这个时候,邓哲玉刚好把钱借给了朋友,连房租都付不起。没过几天,鞋子就坏掉了,邓哲玉领到工资又给弟弟买了一双近200元的鞋。弟弟的到来,非但没有改善什么,反倒给邓哲玉增加了不少麻烦。此后,她每月要支付两份房租和伙食费。 

  2005年7月,李慧离开超市,选择了工厂,“那里生活稳定,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不用太辛苦,”她对每天依然早出晚归的姐妹说。 

  邓哲玉只是笑了笑,她天生喜欢自由,不受框架禁锢。于是她们又聊到了将来,在每次精疲力尽回到小出租屋时,姐妹俩总喜欢躺在床上谈起那些若即若离的梦想,“存些钱回到新宁县城开家小店铺,作衣服,卖花都行。” 

  只有这时,她们才感到心灵和身体的平静。 

  “你不要老想着弟弟了,”李慧最后叮嘱她,“他都这么大了,成天依赖你。” 

  邓哲玉叹了口气说,“我也不管了,随他去。”

  漂泊中的爱情

  如果一切正常。三五年后,邓哲玉的生活应该是这样:和男朋友回到家乡新宁,然后在县城里租个门面,结婚生子。这通常是极大多数出走农村的年轻人梦想中的惬意蓝图——赚了一些钱,然后回到家乡,终止漂泊。 

  2005年11月,邓哲玉回家后再也没去过樟木头。那间几百平方米的卖场终究不是她的梦想。过完年后她来到广州,堂姐又一次接纳了她。这时候,邓哲林已经找到了一份月薪2000元左右的工作,在等待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 

  邓哲玉承认这种知识不均等造成的差异。她更要努力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她选择了作业务。“这个行业,做成了一单好买卖,有时可以抵好几个月。” 

  命运似乎开始向她微笑。住在堂姐楼上的余向军是个率性的小伙子,27岁,湖南师范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在广州作了5年IT销售。这个期间,邓哲玉经常来楼上上网,查找招聘信息。向军教她设计求职简历,发到求职网站上。 

  跟所有在这个城市中漂泊的心一样,他们的感情历程更是一种相互慰籍支撑前行。 

  “她跟别的女孩不同,她是我见过最亲和心地最好的女孩,”向军说。“她进取,对生活乐观,我喜欢听她的傻傻的笑,能消除任何疲惫和烦恼。” 

  自从高中被男生赞誉为最佳结婚对象后,邓哲玉身边不乏追求者。她也有过青春少女萌动的心思,只是在苦难面前,她想的更远。 

  “她追求的是一种感情和生活上最佳伴侣。”即便那些被她拒绝的男孩子,她也不愿意去伤害。  在熙熙攘攘的城市中,流于奔走的爱情是卑微的。5月,向军辞掉了工作。他开始沉溺于

网络游戏。刚刚在一个环保产品公司谋得推销员工作的邓哲玉两头忙累。她回来还要照顾渐渐颓废的男友。有一天,她喊向军出去吃饭,没有应答,她一个人下去,拎了盒饭上来,男朋友仍不理会。邓哲玉心灰意冷的离开。仅半个小时候后,她再次回到出租屋,向军开始清醒,主动问候女友。这是他们唯一一次“闹别扭”。

  和很多单纯的内地女孩子一样,一旦认定,她就要为这个男人义无反顾地付出。她曾经告诉一个女同事小甘,自己对这份工作不满意,但是,由于男朋友赋闲,她不敢轻易放弃。然而,工作实在不易。在拿到第一个月500元的工资后,公司宣布,下月起连底薪也要取消。邓哲玉还是选择了辞职,再谋生路。 

  “她不喜欢出去”,向军说。其实,他也明白,女朋友很清楚,在这个城市里,哪怕出去到步行街上走一走,至少都要花两块钱的车费。

  生活异常节俭,但并不因此缺乏色彩。邓哲玉温和娴静的言谈举止间,常常流露出对未来的憧憬。她喜欢新鲜事物,喜欢网络,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她称自己为“无雨”,她的宣言是“过快乐的生活”。

  7月初,她终于又找到一家礼仪礼品策划公司,做业务员。这份工作让她相当满意。同事和老板都不错,重要的是,在这里,她说自己不止是挣钱糊口,还找到了做事的快乐。

  邓哲玉有一个笔记本,记着她给自己定的目标,其中一篇写道:

  每天最少见一客户,每天要找一个信息,每天要打20个电话(不得少于20个);每周业绩一定不得少于四万(从第三个月开始实施);每月工资一定不得少于3000元,每月存入银行1500元……寄回家过年,不得少于1000元,人情……  

  工作之余,邓哲玉还在学习英语。“她说为找到好工作增加筹码”,男朋友说。在英语练习中,她似乎也偏爱积极词汇,笔记本上,满页写的都是optimist(乐观主义者)、active(积极的)等。

  7月11日,向军回长沙应聘。邓哲玉没有去火车站送行,她只将男友送到棠下公交站台,“走吧,我没事,”向军说。

  邓哲玉挥挥手,转身离去。从没有过的复杂心绪跃上邓哲玉心头,她在QQ主页里写道:他有可能去长沙发展,那我呢?我一时间有点迷茫,如果我没和他在一起,会不会像他和他以前的女朋友那样的结果了?他说我想的多,可是这些我不得不想呀,关系着我们俩的将来…… 

  两人保持着每天一次的通话频率。8月12日晚,两人又通了一次电话。“我都跟父母说好了,过两年我们回家结婚,”向军说。

  8月13日凌晨2点,在长沙的向军接到朋友电话,邓哲玉出事了。这个时候,离他原定回广州的时间还有10个小时。

  守望的父亲 

  8月12日晚,邓哲玉告诉堂姐出去见一个朋友,就再也没有回来。

  被抢时,邓哲玉的包里,只有一个破损的手机、一个名片夹、一个本子、一把雨伞和 23 元零钱。

  23元钱,对邓哲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二十三块钱,是她所有的积蓄了,她新公司第一个月的工资还没发”,堂姐邓哲林说。

  而对于邓哲玉远在新宁小山村的父亲邓丁群而言,则意味着整整两天两夜的工作时间。他可以编织一担箩筐,换到18元工钱。 

  但现在,这个已经48岁的聋哑父亲更期盼女儿回家,他没心思去剥那些堆积如山的玉米棒,没功夫编织箩筐,他在等他的女儿回家。 

  “等这次回来,就不要让她出去了,在家里跟你作衣服,帮你带孙子。”他比画着跟姐姐——邓哲玉的姑姑说。

  8月13日凌晨,邓哲玉的母亲接到噩耗,连夜赶到广州。她安慰心急如焚的丈夫说,“阿玉在外面出了点事,不过不要紧,我去看看她。” 

  一大早,聋哑父亲跑到村老支部书记家里比划,“我女儿被坏人抢钱,摔伤了。”他指着电视屏幕说,“就是那些坏人啊。” 

  邓丁群一辈子没离开过独石村。没多少人能看懂他的手势,他嗷嗷哀嚎的声音,也无法表达内心的悲情。他朴素而简单的世界里,只有好人和坏人之分。 

  他没读过书,但能简单写些名字,诸如亲人的名字。在他家墙壁开裂的木板堂屋里,挂着一本月历,数字11日上方,他用红珠笔歪歪斜斜写下了“邓玉”两个子,“哲”字笔画复杂,他无法写出来。  邓丁群指着月历上的数字问姐姐邓中秋,“阿玉还要多久回来?” 

  姐姐答不上来只好陪着笑撒谎,“大概还要一个星期吧。” 

  “怎么要那么久?”他指着后脑勺问,“是不是很严重?” 

  姐姐还是笑着说,“没事,已经快好了,快回来了。” 

  在有人聊天时,他聚精会神的听着,睁着眼睛无助的望着大家,他希望能听到关于女儿的消息。邓中秋知道,只要自己脸上始终挂着笑容,这个内心极为敏感的聋哑弟弟就会以为一切都好,一切都会没事。她把外甥女的所有照片收藏起来,怕弟弟看出端倪。 

  但邓丁群还是翻出了那本厚厚的相册,看到女儿时,他神采奕奕,欢快如稚童。他的意思是,“这就是我女儿。” 

  这是一个苦难之家。守着3亩贫瘠的坡田,至今仍欠下了4000多元的外账。这也是邓丁群极力供养女儿读书的原因。他不希望后辈也像他这样了却残生。村子有800多人,只有5个人读大学,他希望女儿也是其中之一。当梦想破灭后,女儿的坚强和孝心,让他感受到一点一滴的满足,他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 

  儿子去年回家,染了黄头发,还挂了耳环,邓丁群彻底失望了。女儿一直是这个家的骄傲。去年过年回家,她给父亲买了一个按摩器。此刻,见到有陌生人来访,父亲又乐巅巅跑进屋翻箱倒柜,找到那台包装精美的仪器,嗷嗷叫喊着,示范起来。  每天太阳落山,邓丁群都会跑到门前的篱笆前,看着通往山村的唯一一条小路,发呆。 

  一切仍在继续的 

  “我们一直隐瞒着他,当他知道阿玉的消息后会是怎样?他喊又喊不出,说话又没人听得懂,他肯定会将心窝挠出血,走向极端。”姐姐邓中秋说。  那天,在花都工作的刘峰接到在广州工作的同学李四强的电话,说邓哲玉出事了,现在在医院。 

  “我并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只听说很危险。我去到医院时,医生已经宣布她脑死亡。”  李四强问:还记得你说过的那句话吗?现在谁也不能享受她的幸福了。 

  向军也不能。对于今后的生活,他一下子陷入迷茫。“没想过该怎么走,她一辈子在苦水里泡着,她为人这么好,怎么偏偏会是她?” 

  他的邮箱里至今保留着,女友最后的那些信件。在那些分别的日子里,他们几乎每天都有通信,最多一天连写两封。

  最为痛心并懊悔的,莫过于邓清远了。他的黄头发已经褪色,耳环也取下来了,“我对不起我姐姐”他反复念叨着。在一旁的伯父说,“如果阿玉知道,弟弟开始愧疚,决定重新做人,她也会开心的。” 

  只有堂兄邓清凉低声在问,“案子什么时候能侦破呢?” 

  没有人回答。警方仍在努力侦破当中。 

  8月23日上午,邓哲玉的尸体在广州火化。两天后,母亲和弟弟会带着她的骨灰回到故乡。堂姐邓哲林也准备离开这座城市了。9月初,她要回去读研究生。“在外面打工真的很苦,这么年来,我已经累了,厌倦了,我想回家。”

  就在这天下午,在新宁县文化茶楼里待了5年的凌爱云向老板提出了辞职,她准备来广州打工。她说,“我在这个县城里待了整整5年,我想到外面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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