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恶搞”到自己 63%受访者会怒火中烧

　　从小胖、胡子男、猥琐男等人“恶搞”照片的风行，到《大史记》、《我不想说我是鸡》、后舍男生翻唱系列的流传，一段时间以来，“恶搞”在虚拟网络上尤其是年轻人中间愈来愈流行，本次调查显示，完全不知道“恶搞”这个词的仅占1.8％。

　　而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广为流传及其可能惹的官司，则掀起了这一流行的高潮。就在人们关注、追捧“恶搞”的同时，《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等调侃红色

经典作品的出现，也引起了一些人对“恶搞”的警惕和争议。

　　8月10日，北京一家中央主流媒体刊出《红色经典不容恶搞》一文，并于同日举办“防止网上‘恶搞’成风专家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一位官员表示，网上“恶搞”已经造成了比较恶劣的社会效果，“我们的意思是要告诉这些人，你们觉得可乐的，我们觉得不可乐，你们觉得可笑的，我们觉得不可笑。”

　　确实并非每一个“恶搞”作品都得到了网友们的喜爱。在本次调查中，72.3％的人表示，网上流传的各种“恶搞”段子中，有一些让他们难以接受。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某网站新闻中心近日联合开展的一项有6290人参与的调查显示，89.9％的人认为“恶搞”应该有底线。

　　让人们觉得难以接受的原因之一在于，这些“恶搞”可能侵犯了一些人的权益。陈凯歌要起诉胡戈侵犯版权，被“恶搞”为郭德纲“情人”的赵本山想告状——旁人看来好玩的“恶搞”，当事人自己可能觉得受伤害。本次调查中，有63.0％的人就表示，如果自己成为被“恶搞”的对象，会感到恼火和愤怒。

　　除了可能侵犯私人权益外，人们对一些“恶搞”感到难以接受的更深层原因在于，它们可能侵犯了属于社会的公共利益。

　　《人民日报》的评论指出，景仰英雄，崇尚英雄，这是人类的一种美好天性。如果随意解构、颠覆红色经典，一方面背叛了原著或历史，一方面混淆了是非、荣耻、美丑的界限，都会引起大众的反感，最终不可能被公众接受。

　　而孔融让梨的典故则被“恶搞”成：如果孔融吃大梨，他哥哥就会打他。针对类似这种对传统文化和道德的“恶搞”，有评论指出，几千年灿烂文明留下来的遗存，不允许我们随意地娱乐化和庸俗化。

　　本次调查中，道德伦理（72.1％）、红色经典（71.4％）、传统文化（65.5％）、他人人格（63.7％）、信仰信念（52.4％）等被多数人认为不应该成为恶搞的对象。

　　学者徐友渔则认为，对《闪闪的红星》等红色经典的恶搞是不能允许的，不过问题可以不局限于“红色经典不容恶搞”。任何一种恶搞，只要侵犯了版权、违反了公认的道德准则，就是不对的。强调被侵犯主体的特殊身份没有必要，也没有好处。

　　调查显示，71.7％的人认为，无限制“恶搞”的流行，受影响最大的是价值观尚未形成的青少年。“恶搞”对思想相对成熟的成年人影响未必很大，但对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却不能视而不见。

　　很多人担心，孩子在“恶搞”成风的虚拟空间里成长，接触的全是离经叛道的表现方式和哗众取宠的传播风格，他们会把追逐无厘头文化作为时尚，把叛逆、反传统作为价值取向。

　　有评论指出，由于这种担心引发的讨论是一件好事。这种讨论有助于我们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法律和道德之间一系列“标准”的界定问题，弄清楚一些我们该弄清楚的问题——“恶搞”的行为界限、道德底线以及法律底线，借用能否侵权等等。

　　可能也正是出于这种担心，一些机构试图对此进行规范。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广电总局拟在近期出台条例，届时包括“恶搞”在内的音频、视频在网上传播须经广电总局审核、许可。

　　在徐友渔看来，对音频、视频进行审核许可，恐怕不是恰当的办法，“这就如同有极少数人出门之后会去犯罪，会违反交通规则，但这不能导致出台人人出门要申请许可证的管理办法。”

　　也有人认为，“恶搞”只是不健康舆论环境的表现形式之一，不能将一些青少年个性化幽默化的表现都冠以“恶搞”之名。若一刀切地打击、围堵，则势必会扼杀青少年的这种个性与幽默。

　　诚如光明网负责人张碧涌在“防止网上‘恶搞’成风专家座谈会”上所剖析的，“恶搞”是中义词，关键在于“搞”的对象是什么。

　　本次调查显示，93.7％的人对“恶搞”雷锋、黄继光、董存瑞等英雄表示反感，但无一人对《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后舍男生”翻唱系列等“恶搞”表示反感。43.6％的人表示，对于网上流传的“恶搞”段子，大部分都很喜欢，只有7.0％的人表示不能接受。

　　这一结果意味着，所谓健康、善意的“恶搞”，即一些人所称的“善搞”，增强了向来严肃的中国人的幽默感，给紧张的生活带来一次开心的大笑，也为大多数人所喜闻乐见。

　　整治“恶搞”宜疏不宜堵，“善搞”与“恶搞”，需要我们谨慎鉴别。而如何刹住越过道德、法律底线的“恶搞”，给青少年成长创造一个绿色的舆论环境，又不扼杀中国人正在成长中的幽默与创新，也就成为摆在我们的决策者面前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