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凤英
话题提示——记者在北京中关村广场见到了价值80万元的防弹公厕，不过市民们目前对它还是敬而远之。该厕所为美国“9·11”事件后的产物，是作为反恐措施一部分所生产的系列公共安全产品，全重15吨，普通的TNT炸药即使在内部引爆，也不威胁外部物体安全。（9月4日《现代快报》）
欣赏风景之后，我很快产生疑惑：80万元，够建四所希望小学了。不过是一处“方便”所而已，有必要搞得这么豪华吗？也就是说，公厕的防弹功能纯属多余，而为此多花的钱，只能被视为一种浪费。
那么，不该花的钱为什么被花掉了呢？在我看来，这是我们公共决策出了问题。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最大不同就在于，私人决策的后果由决策者自己来承担，而公共决策的后果却要由大家来承担——这座昂贵的“防弹公厕”，拍板决策的官员并不需要自己为它埋单，而最终是要由纳税人来为它埋单。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最大不完美之处大概就是，相对于人们的需求和欲望而言，资源总是有限的。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但钱却是有限的。中关村虽然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也远没有富裕到什么程度——在各种尚未得到满足的需求的映衬下，“防弹公厕”就实在是太丑陋了。
要使公共决策的后果有利于实现公共福利的最大化，而不仅仅是充分满足官员个人的“偏好”甚至狂想，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改革我们的公共决策制度。但经验告诉我们，官员们在决策时，往往会把满足自己取得政绩乃至炫耀等“偏好”排在比公共福利更优先的位置。因此，公共决策制度的改革，就只能沿着扩大公众参与权，尤其是要扩大弱势群体参与权的方向前进。因为弱势群体的博弈能力最低，他们的利益也最容易被牺牲。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项公共决策是不是照顾到了他们的利益，是检验这项公共决策是不是有利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试金石。
应该说，这些年来在公共决策制度的改革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但“防弹公厕”的出现却提醒我们，我们仍然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