泣血追问 无辜孩子何以“殉葬”？！

　　“后福”没能持续多久，不幸就再次降临这个还幸福着的家庭。1999年，杨晓东的眼睛查出有红膜炎，视力在一点一点消失。甚至，在山东屯乡政府的联系下，一位叫伊曼纽尔的外国友人伸出援助之手，将杨晓东接到在沈阳的家中，联系专家和最好的药品为他治眼，都没能起作用。他的眼睛最终没能治好，到后来视力已经降为零。这对处处要强的杨晓东来说，不啻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尤其对一个已经见惯了光明的人，突然间眼睛里变成一片漆黑，可想而知他受的是怎样的煎熬。

　　世上盲人有很多，别人能活，杨晓东就不能活？而且，他身边还有他曾热恋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子。尤其是儿子小明，活泼可爱，村里人都夸是个好孩子。上小学后，小明的学习成绩优秀，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在班里还是班长呢。多给老杨家争脸啊！那时的杨晓东确实跟其他的父亲一样，将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理想都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再说，当地政府也没忘记他，对这个家庭给予特殊照顾，不时发点钱和生活用品什么的。如果一直这样生活下去，杨晓明也应该没什么可抱怨的了。

　　但，不幸没有远离他。2006年农历正月十一，他的妻子阿香留下一封信走了。最初，信是被杨晓东的母亲收起来，没让他知道。信中，阿香大概是说，她出去打工了，希望公公婆婆好好照顾小明。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她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

　　正应一句古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母亲虽然只说，媳妇打工去了，但杨晓东心知肚明，妻子离开了他。他觉得，自己惟一活下去的理由就剩小明了。杨晓东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孙的生活，有一段时间就和他们住在一起。杨晓东担心影响孩子学习，对她说：“妈，你还是回去吧。你在这里，小明就不好好学习。”老母亲就回到了自己的家里，离杨晓东家只隔三户人家，几百米远。她每天都赶早过来，给杨晓东父子做早饭。

　　到5月20日左右，杨晓东的生活再起波澜。出走的妻子阿香打来电话询问小明的情况，还问他照顾好小明没有。杨晓东一听这话，就敏感地想，她是不是想把孩子接走？他的一颗心就一直悬着……

　　5月29日，小明病了，发高烧。心肝宝贝病了，吓坏了爷爷奶奶。当天，爷爷就带着杨晓东和小明到当地医院检查。医生说，孩子的白血球增多，以后有往白血病发展的可能。久病成医，杨晓东知道白血病的可怕，这个说法又给他增加了一定的心理压力。

　　回家后，小明睡了，可杨晓东却一直没睡着。他想：“往后的日子过不下去了，我自己的眼睛看不见了，孩子他妈也跑了，抛弃我们爷俩。我什么也不能干，还得父母伺候我。我还怎么活啊？”想来想去，他为自己想了一个终极解决方案——我不活了。可自己死了，儿子怎么办？再三思量，他决定“带着儿子一起走”。

　　那时，杨晓东如同魔鬼附身，一心想杀掉亲生儿子。避免悲剧就缺“一缸清水”

　　杨晓东的不幸，让人同情。但，任何不幸不应该成为杀人的理由，更何况杀的是亲生儿子。

　　公平地说，杨晓东虽然不幸，但并不缺少温暖。在家庭方面，已经60多岁的父母和弟弟、弟媳妇都对他的生活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每天，老母亲赶大早来为儿孙做饭，尽显舔犊之情。在社会方面，当地政府也一直在给予这个不幸的家庭帮助，甚至连国际友人都伸出援助之手。可这些温暖最终没能战胜他的心魔，他将孩子的生命当成自己不幸的最后殉葬品。

　　魔，从心生。试想一下：一个双目失明、长期生存在黑暗中的人，心高气傲、却一直不得不受人关照的人，无从倾诉、无法解脱的人，他的世界多么狭小封闭，他的心灵多么痛苦压抑！这样的人如果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体味自己的不幸上面，走极端就成了必然。杨晓东告诉提审他的检察官：“因为生活没奔头，我想死。我死了，又怕孩子自己活着受罪。我就想我们爷俩生在一起，死也在一起吧。在杀他之前，我就一直想我们爷俩怎么一块走，就像鬼迷心窍一样。”其实，这种“魔鬼心理”不是突然闪现，而是经过了一定时期的酝酿。然而一直也没有人发现并疏导之，结果酿成悲剧。

　　从检察官的最后一次提审中，我们能看出杨晓东心魔的两个出处：一个是可怕的报复心理。他说：“我宁愿杀了他，也不让他妈接走。也算对他妈的报复。”另一个是畸形的“孝道”。他说：“如果孩子让她妈接走，可能受后爹的气，呆不惯就会再回来。如果我死在父母的前边，孩子就成了我给我父母留下的包袱。孩子他妈抛弃我们爷俩，是为了甩包袱，我也不想把包袱留给父母。”

　　可怕的报复心理加上畸形的“孝道”，成为杨晓东杀子的“思想根源”。他虽然亲手掐死了孩子，却未能成功自杀，又说明他的内心实际上非常恐惧死亡。检察官王彪分析说：“现在提审，我们能感觉出他一心求死的心理。其实，这种心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最初，他因对生活绝望而产生自杀的念头。当四次自杀不成，他被一缸清水浇醒了，重新燃起生的欲望，不想死了。但此时儿子却被自己亲手掐死了，追悔莫及。这时候，他再想死是因为彻底绝望了。这种绝望不是来自生活，而是来自儿子的死……”

　　如同一个连环套：不幸，让杨晓东先杀子再自杀；自杀，让他体验到死之痛而燃生念；子亡，让他再生死念。在这“连环套”中，大家都能看到那“一缸清水”的作用。它能让人清醒，只可惜它发挥作用时太迟了。

　　从心理学角度说，“一缸清水”就是“心理的慰抚”。每人都会遇到挫折，但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更何况杨晓东并不缺少来自家庭（他的父母和弟弟、弟媳）和社会（当地政府和村民）的温暖。他所缺少的是一种心理慰抚，另外的一种“温暖”。如果有人能走进他的心灵，灌输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矫正他不正确的欲念，激发他的生存欲望，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心结”自然解开，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我真想孙子！你到村里问问，没一个人说我孙子不好的。每天晚上，做梦我都梦到他亲我……”当夜幕降临时，记者一行离开了村子。一路上，小明奶奶的哭诉，一直回荡在记者的耳边，血淋淋的事实提醒着人们：救人，先救“心”。这个社会上还有多少如杨晓东一样有着不幸经历的人，他们的心灵，是否都在挣扎痛哭，我们在给予这些人物质帮助的同时，是否还应该制定长效机制，从“心”入手，帮助他们从心灵的怪圈中解脱出来？社会救助体系，是否也应该涵盖心理救助层面？

　　注：目前，杨晓东（见右图）已经由检察机关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起诉至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