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愤怒声讨小偷恶行：小偷，真是太可恨了

　　汉网消息 （记者夏晶 实习生吴雪勤）勇敢市民喝止小偷，竟被贼首带人围住拍照，并猖狂叫嚣：圈子里所有人都会追杀你。昨日，晨报一版刊发这一事件后，百余正义读者打来电话，共同声讨这一恶行，不少读者还讲述了自己遭遇小偷的故事，希望警方能加大打击力度。

　　被偷后，怎一个烦字了得

　　昨日，一位邹姓女士给晨报编辑部发来一封邮件，讲述她被小偷光顾后的悲惨经历。以下为来信节选。

　　因为工作单位在汉口天门墩，我在高家台小区176号5楼租了一间房。

　　上周一，也就是4号，我记得是7点半左右，对门家的女主人大声把我叫醒，说是楼里进了小偷，问我有没有掉东西。

　　睡得迷迷糊糊的我一下被惊醒，赶紧起床查看，发现随身携带的包没了，我当时惊得一身冷汗，要知道，我的钱、手机以及所有证件都放在包里。

　　我赶紧报警，半个小时后，唐家墩派出所的两个民警过来调查，也没发现什么线索。

　　我心里那叫个急，差点哭出来，可是还有那么多人在场，我只好把眼泪吞了回去。

　　其实包里也就600元钱，这都不重要，关键是我的身份证、银行卡、工作证、医保卡还有驾驶证以及附件都在里面，补办非常麻烦，再就是我刚刚买的一部新手机也没了，里面100多个客户的电话号码这下全丢了。

　　好心的房东提醒我到周围垃圾桶或角落看看，说不定小偷拿了钱后，把包丢在那些地方，我赶紧下楼，可找了一圈，连包的影子都没看到。

　　过了两天，派出所没有回音，我只好放弃，先去补办身份证。

　　因为身份证掉了，银行卡、手机卡都只能挂失，不能补办，身上没钱又不敢跟爸妈说，怕他们担心，我只好先找同事借了1000元钱，买了个300元钱的小灵通救急，并一个个给客户打电话，告诉他们我换号了，生怕耽误了工作。

　　上个星期我基本上没上班，光忙着办理各项挂失了，现在我的医保卡还没来得及挂失，没有驾驶证，也不敢开车，一句话，小偷真是太可恨了。

　　控诉：天天看到被偷女孩哭

　　电话尾号为7228的李先生：我在汉口火车站做生意，经常看到小偷行窃。受害人往往只能乞求他们归还所偷的东西。我每天看到一些女孩的钱包被偷，然后坐在火车站那里哭，心里很不是滋味。

　　电话尾号为1293的李先生：我曾经阻止过小偷行窃，可最后却被小偷一伙5个人打了一顿，附近市民都不敢打电话报警。我希望有更多的市民加入到见义勇为的队伍中来。

　　电话尾号为4100的读者：前几天我中午买完菜回家，发现一个小偷正在我家翻箱倒柜，我把他抓住了。这个小偷十八九岁，他向我求饶，说自己是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因为身上没钱才盗窃的，还要我不要将此事告诉别人。我调查后发现他说的属实，便把他放走了。他非常感谢我，发誓今后再也不偷了。

　　手机尾号为2576的罗先生：现在的小偷太厉害了，我家被偷了多次，热天都不敢开窗户。

　　建言：建议警察少开车多走路

　　电话尾号为4088的孙女士：我也遇到过小偷，武汉也应像新加坡那样，加大处罚力度，狠狠地罚，让小偷不敢偷。

　　电话尾号为4256的刘先生：我觉得出现这种事情，警方也有责任，但是警力确实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群众应该自发搞个巡查队，制止小偷这种行为。

　　电话尾号为0079的周女士：我建议警察不要老坐在车里，多穿便衣巡逻，因为穿警服小偷会避开。

　　电话尾号为1565的陈先生：对那些见义勇为抓拿小偷的市民，派出所应该奖励。再就是建议警察少开车，多动动脚。

　　被迫盗窃—被骗吸毒—染上艾滋

　　19岁少女哭诉8年扒窃生活

　　小偷可恨，人人喊打，可有些小偷在“入行”前却并非坏人——19岁的小丽（化名）就是这样。正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没有看清“朋友”的真面目，她就稀里糊涂地越陷越深了。偷钱，吸毒，直到染上艾滋病。

　　打开武汉第三看守所的第五道铁门，一排手臂粗的铁栏杆将20平米的监室与外界完全隔开。监室高约5米，里面除了一张床，一只绿色的塑料板凳，别无他物。在这里，小丽已呆了两个多月。

　　监室走廊尽头，挂着一个崭新的蓝色铁牌——“第四监区”，这里就是武汉市艾滋病监区。在这个充斥着消毒药水味的两层楼里，关押着10名染有艾滋病毒的犯罪嫌疑人，小丽是其中一名。

　　在监室，小丽几乎不说话，惟一的娱乐就是看电视，电视机放在铁栏杆外面的桌子上，铁栏杆上放着一根长长的纸棍——纸棍是管教干部做的，方便她摁电视机节目选择按钮。

　　小丽今年19岁，大眼睛，双眼皮，黑黑的皮肤，穿着一件黄绿相间的T恤。说话时总是笑，一笑，腮边就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让你很难相信她是一名染有艾滋病的惯偷。

　　“我恨马大婶，是她毁了我的一生。”操着浓浓外地口音的普通话，小丽向记者讲述了她11岁被人骗到广州，被逼扒窃、吸毒，最终染上艾滋病的悲惨遭遇。

　　被骗广州当上扒手

　　小丽出生在一个边远省市，母亲是小学老师，父亲是司机，姐姐在政府部门工作，她是全家宠爱的小宝贝。然而，悲剧发生在8年前的一个夏天。

　　那年小丽11岁，上小学4年级。一天，同学斯斯（化名）告诉她一个消息：“我妈妈要带我到南方去玩，两三天就回，去不去？”从没出过远门的小丽爽快地答应了——她没想到，从此便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一同出发的除了斯斯母女，还有4个大人。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后，他们来到了一个繁华的大都市——小丽后来知道，这里叫广州。

　　在火车站附近一个小旅馆住下后，斯斯的妈妈马大婶向小丽摊了牌——他们是小偷，带小丽来广州，是为了让她去偷东西。

　　“偷东西？我不敢！”小丽话音未落，就引来一阵拳打脚踢。“不敢也得偷！”打完小丽后，马大婶一边给她擦伤口，一边狠狠地说。小丽屈服了。

　　第二天，马大婶拿了一个装满水的瓶子，瓶里放着一块肥皂：“用手指把肥皂夹出来，否则，挨打！”

　　在马大婶的威逼下，小丽试着去夹肥皂，瓶口本来就小，肥皂在水里又滑溜溜的，根本夹不起来。练了15天，打了15天，小丽终于能用手指将肥皂夹起来了。

　　第二天上午，马大婶把斯斯和小丽带到大街上，指着一个背包的女孩，让斯斯去偷。斯斯熟练地过去，拉开女孩的背包，偷了一部手机。

　　“这样不好。”小丽小声对斯斯说。

　　“警察不抓小孩，你去偷吧，否则会挨打的！”斯斯劝道。

　　于是，小丽硬着头皮，从一个女孩的包里偷了一部电话交给马大婶，从那一天起，马大婶再没打过小丽，可小丽每天必须跟着两名大人到街上偷东西，然后再回旅社，哪也不准去。

　　染上毒瘾无法回头

　　1999年的一天早上，小丽正在偷一个女孩的皮包，一双大手抓住了她——是便衣警察。

　　“这么小就偷人家的东西，多不好，下次不要再偷了。”警察爱怜地摸着她的头，语重心肠地说。

　　中午，警察放了小丽，小丽想趁机离开马大婶，但她身无分文，除了回旅社找马大婶，她哪也不能去。

　　2002年，马大婶突然带着小丽离开广州躲了两天，事后小丽才知道，她的父母到广州找过她。

　　“那段时间我好想妈妈！”小丽说，到广州两年半，她除了去公园玩了两三次，每天就呆在小房里看电视，度日如年，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她总是以泪洗面。

　　马大婶发现后，拿出一包白色粉末告诉小丽：“这是好东西，吸了，就可以吃好睡好。”以前，小丽曾看到过马大婶将这种粉末用针管注射到身上，小丽试着打了一针，果然舒服……

　　2004年，小丽接到了叔叔的电话，他通过熟人找到了小丽，如果小丽可以到湖北仙桃找他，他就带小丽回家。和叔叔通话的内容，小丽没告诉任何人。一天中午，她和马大婶一起到餐馆吃完饭，偷偷用私房钱买了火车票，逃到了仙桃。

　　在仙桃，小丽带的毒品很快吸完了，叔叔发现后，将她送到了戒毒所。10天后，她戒毒回家，可没呆多久，她的毒瘾又发作了。一边是亲人，一边是毒品，她选择了后者。

　　强戒发现染上艾滋病

　　2004年底，她满怀愧疚瞒着家人逃到广州重操旧业。不久，她认识了两名女扒手，三人结伴在广东、湖北流窜作案，有了钱，她们就疯狂地上网、蹦迪、吸毒。

　　今年3月，她们来到武汉，租住在江岸区头道街，一边吸毒一边扒窃。5月26日8时，她在汉口火车站扒窃一名外地旅客时被民警抓获，当晚送到市强制戒毒所戒毒。

　　6月13日，警方查出她染有爱滋病，将她送到了第三看守所艾滋病监室。

　　小丽说，看守所民警对她特别好，她毒瘾发作时，是她们不分日夜守在监室门口，像对待亲人一样，给她打水洗漱。她现在知道错了，如果能出去，她不会再偷了，她要回家乡，找爸爸妈妈，重新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