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群体理应得到帮助

　　对话

　　曾经的打工者，不应被主流社会排斥

　　宝安区民政局局长王挹之认为尽力帮助流浪者也有利于社会稳定

　　深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全国各地外来劳务工做出了很大贡献。作为为深圳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打工者，却往往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这对他们很不公平。

　　——宝安区民政局局长王挹之

　　宝安区救助站为流浪人员找工作的举措，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对于实施这样一个新政的出发点，宝安区民政局局长王挹之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归根结底，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和维护社会稳定。这不仅是帮流浪人员找工作，也是我们救助工作的出发点。

　　弱势群体理应得到帮助

　　记者(以下简称记)：宝安区民政局怎么想到要做这个工作？

　　王挹之(以下简称王)：自“孙志刚”事件之后，救助体制从收容遣送转化为救助，救助对象几乎都是弱势群体，包括那些恶意求助者，本质上他们也是弱势群体的一部分。救助对象因为各种原因陷入困境，有些因为受骗上当或被盗被抢，证件遗失，有的打工讨不到薪水被剥夺了就业机会，还有的初来乍到而流浪街头，不熟悉环境，造成就业困难。作为救助站，帮他们脱离困境，摆脱这种状况，原本就是我们的职责。而且，对于来自农村的来说，“一人工作，全家脱贫”的情况有很多，为流浪人员找工作，帮助的不仅是其本人，许多家庭也会因此受益。

　　在救助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贫困人群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并非偶然，其实是必然的。(这一点接下来可以再谈)。他们的生活陷于绝境，可能会铤而走险，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还有些思想素质存在问题，就业愿望不切实际，缺乏技能等原因，找不到工作。就如我们常说的，劳动可以改造人，从这点意义上说，给这些人以工作机会，可以提高他们的个人素质和劳动技能，可大大减轻弱势群体的存在对社会的压力。

　　与此同时，必须承认，深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全国各地外来劳务工做出了很大贡献。作为为深圳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打工者，却往往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这对他们很不公平。面对很多走投无路最后走进救助站的打工者，我们理应给予更多的爱护，对于需要找工作的，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解决。

　　鼓励民间救助机构发展

　　记：有人认为，救助站为流浪人员找工作固然是好事，但可能会影响到救助站的本职工作，对此存在争议。

　　王：我认为并不会影响。我们一不收费，二不强制，三不违反规定。对于这一点，我们认为这是政府转变职能的一种积极态度。我想只要依法办事，从人道主义出发，符合党的宗旨，不损害法律权威，不破坏社会秩序，我们都可以去尝试，去摸索。

　　记：接下来，你们准备怎么进一步推进工作的开展？

　　王：从较高层次来考虑，我们准备与劳动部门建立联系，将两者的职能尽量结合起来，使流浪人员能自动进入就业轨道。但目前难度比较大。因为我们的求助人员批量小，随机性很大，每天来登记的人员多少也充满偶然性，不适合进行集体培训。此外流浪人员本身的素质相对较低，也缺乏证件，操作起来会有很多问题。不过我们仍会继续去尝试。

　　从较低层次考虑，我们希望和大量中小企业建立联系，我们经常地和他们进行联络，提供流浪人员就业。估计这一种方式更为现实，效率也更高。

　　记：民间有很多组织也是这样在做，比如刚刚报道的“龙华爱心之家”。

　　王：我们也注意到了。我们一直非常提倡、鼓励民间救助机构的发展，也支持救助方式的社会化。这种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救助机制，效果比由政府单独来承担要好。对于这些中介机构，我想目前主要的工作就是能有政策引导，政府也给予资金进行扶持，并减免一定的收费，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

　　人道主义是根本落点

　　记：因为救助站介绍工作的成效不彰，找到工作的人很少，有人认为，救助站的举措，象征性意义大于现实意义。

　　王：我认为这种看法并不符合我们的初衷，也不切合实际。象征性与工作效果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为求助者找工作，的确是非常艰难，效果甚微，但我们的工作，是救助工作改革的重要部分。

　　我国的许多改革，都是从局部的探索开始，逐步进行实践的。目前，我国的福利制度还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在救助方面所作的探索和实践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即使最后成效不大乃至失败，也值得尝试。

　　记：旁观者所说的象征性，可能是针对之前的收容制度而言。

　　王：收容制度在建国之初，还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时候，作为一种社会管理制度，的确是为了隔绝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在“孙志刚事件”出现之前，已经有很多不合理，出现社会不稳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我们也意识到了要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

　　比如早在2001年，我们就提出了“安全、合法、文明”的原则，为什么将安全放在第一位，就因为人身安全，人的尊严是最重要的。从2003年初开始，我们就有意识地提出将收容遣送制度由治安型向救助型转变。

　　在救助站成立后，我们提出了“人道主义，安全至上，依法救助，责任追究”的原则，将人道主义摆在第一位，而人道主义业已成为了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记：除了为流浪者找工作，你们还出台了什么人道主义的措施？

　　王：比如我们现在只要碰到寒流或其他一些突发性的恶劣天气就会启动应急预案，救助站工作人员都要到大街小巷去劝说那些流浪者进入救助站，即使不去，我们也会给予一定的物品进行救助。力争不饿死一人，也不冻死一个人。

　　记：有点主动去救助的意思……

　　王：对，这也是我们在职能定位方面的转换，由被动变主动。以前都是被动救助，城管送来的也好，公安送来的也好，求助者来一个我们就接受一个。问题是，很多流浪者不知道救助站在哪里，甚至不知道有救助站的存在。我认为最终的责任不在求助者，而在救助工作管理者身上。

　　也出于这个思路，对于一些恶意求助者，我们通常也会接收。“宁可多救助几个，也不漏救助一个。”因为恶意求助者本质上也是弱势群体，如果不予救助，他们流落到社会上，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对于真正需要救助的人，漏救助了，对他们则可能是灾难。也因为这样，我们的工作人员经常出现被辱骂，被吐口水，被人挑衅，不被人理解，而工作人员真的是忍辱负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记：这样肯定也给你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

　　王：困难肯定会有，但工作还是要做。目前我们的一些工作，往往并不缺乏科学精神，而缺的是人文精神。以前流浪人员进救助站，工作人员都要仔细甄别，但是很难区分哪些符合条件，哪些不符合条件。后来，考虑到这些人都是弱势群体，如果进行换位思考，那些人又恰好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怎么办？答案很简单，我们决不能熟视无睹。因此，到后来，我们在一时难以区分情况下，都是按照“宁可多救助几个，也不漏救助一个”的原则来处理的。

　　可见，救助工作，一定要以非常包容、宽容的态度，充满爱心地去做才行。

　　救助，还有很多事要做

　　记：有一种说法，指救助站为流浪人员找工作，意味着从收容制度将流浪人员隔离在城市生活之外到救助制度将流浪人员积极纳入城市生活之内的彻底转变，您怎么看？

　　王：关于这种说法，我认为他们的参照物可能是户籍制度，身份区别，城市与农村的不均衡发展等问题。这让我想起电影《焦裕禄》里面的一个片断，就是兰考县因为饥荒，许多人拥向火车站，准备外出逃荒，焦裕禄没有按照当时的规定阻拦，而是默默目送他们乘车远去。现在想一想，如果当时焦裕禄不这么做，这些逃荒的人就有不少会饿死。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迁徙是一种自然的流动，有利于社会的自我调剂和平衡。但目前我们实行的是户籍制度，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远没有完善。因此，救助站为流浪人员找工作，我认为对于社会救助来说，还算不上什么根本性的突破。

　　记：为什么说不是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呢？

　　王：这涉及到整个社会综合管理的问题。首先是户籍制度以及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就算改变了户籍制度，由于教育基础的不同，人口素质存在太大差异，也会造成社会的不平衡，其背后又涉及到受教育的机会均等问题。

　　目前对流浪者所进行的救助制度，只是将容易被遗忘的人群暂时进行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形式和补充。但社会保障体系本身就有很多不完善，广大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就算为流浪者找到工作，对建立整个社会救助体系而言，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结束语

　　宝安区救助站帮流浪者找工作的“试验”，谈不上成功，也谈不上失败，对于那些通过救助站前往企业面试最终上岗和没有上岗的流浪人员来说，这些经历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一生。面对这些长期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群体，救助站的举措，是力图把他们重新推向主流社会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浸透着社会的关爱，也象征着社会的民主、平等和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这些，至少可以让这些流浪人员在找到自己在社会的最终位置之前不至于绝望。

　　至于救助站的举措，是政府未来的政策，还是仅仅是一次人性化的试验？是真正有意义的彻底的救助行为，还是仅仅是部门的一种姿态？我想这些已经不太重要，因为，给流浪者找工作，至少对于宝安区救助站来说，是肯定会坚持下去的尝试，因为他们一直沿着救助体制的人道主义逻辑走来，才会走到这一步，也是他们继续走下去的逻辑动力。而他们提供的经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宝贵而有意义的。(

　　本报记者杨敏 摄影 单增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