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案百余起 富家子弟网上敲诈为寻刺激

　　本报首席记者 李伟俏

　　新闻背景：

　　从去年8月份开始，哈市及我省多个城市的市民时常会接到000××××××号段的电话，电话里先是传来孩子的啼哭声，随后便有男人称对方的孩子被绑架需拿钱赎。轻信的

市民在很短的时间内便会将巨款汇到骗子的账户上。警方于今年4月，分别在厦门和广州将杨育典等13人抓获。

　　13日，记者在哈市公安局看守所里看到了台湾人杨育典，外表英俊清秀的杨育典曾经是一个富家子弟、衣食无忧，父亲出巨资给他做生意，然而由于长期出入于娱乐场所，杨育典竟然与在夜总会里认识的几个人成了同伙，并一起进行敲诈勒索。对此，他的回答是：过这样的生活，不是为钱，就为寻求刺激。当记者问起杨育典是否会后悔、是否想家时，他的眼睛湿润了……

　　记者：你是怎样走上敲诈犯罪的道路的？

　　杨育典：我今年26岁，15岁那年，我从台湾初中毕业以后，跟人学习做铁板烧，做过洗车工，2001年开始到厦门做生意。那时候我时常到厦门去玩，2004年左右，我经常光顾厦门市的夜总会，并在那里认识坐台小姐余某，余某比我小3岁，是四川人，与余某相识后，她又先后介绍我认识了她的朋友“阿修”（在逃）和“大头”（在逃），他们后来就成了我的老板。

　　大概在2005年9月，“阿修”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找人帮他提款，他们管这样的人叫做“西瓜”，我说可以帮他联系。当时我在厦门，他们在海口，大约过了半个月，我在厦门帮他找到一个专门提款的人叫“阿海”（在逃），我把“阿海”的电话告诉“阿修”，他们就自己联系了。

　　不久以后，他们让我帮他们取钱，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后，我就加入了他们的团伙。

　　记者：干这一行以后，你们每次犯罪的步骤是什么？

　　杨育典：我们的“公司”（每名成员都称呼我们的团伙为“公司”）是一个专门利用网络进行诈骗别人钱财的“公司”，我们“公司”的老板是台湾人，在厦门和广州都有一些团伙成员。一般在诈骗前先是由在广州的人通过手提电脑调出一个程序，将程序的电话信号发送到台湾，再由台湾发送到广州的固定电话上，这样做是为了让对方不知道是从哪里打来的电话，也就是说市民在接到前面都是0的电话号码时会以为是境外的电话号码，根本查不出来。然后再由广州的成员用固定电话向全国各地打恐吓电话，一般这种电话都是打往家庭，电话的内容是：“你家的孩子在我们手上，赶快准备钱，才能领回孩子。”在成员打电话期间，还有一个小孩在电话的旁边哭，这样会让对方真的相信自己的孩子被绑架了，然后我们的人再提出一个数目，一般是几万元，如果对方感觉钱多我们可以降低价钱，直到对方同意钱的价格，我们的人就告诉对方一个银行卡号，让对方往卡里汇钱，这些银行卡号是厦门的，钱存进去以后，我们就去提。

　　记者：你的团伙成员都是怎么“物色”到的？

　　杨育典：2005年11月，也就是我刚加入这一行不长时间，我到海口去看“阿修”和“大头”，当时我看到有3个人正在打电话，听他们说，“阿修”的妻子叫“嘉嘉”（刘嘉楠），是哈尔滨人，当时“公司”的人急于扩大“业务”，正缺人手，于是“嘉嘉”就从哈尔滨找来了孙凯、矫斌和窦宝3个人。

　　今年二三月份，“阿修”给我打电话，让我再找“西瓜”提钱，我通过我的朋友“胖子”认识了“阿美”（谢美丽）和“琦琦”（蔡兰婷）和她们讲好的是她们负责在厦门提款。等到进钱的时候，“阿修”打电话给我们，“阿美”她们取出钱后，把“阿修”他们应得的一半直接汇给他们，然后自己留下应得的，把剩下的晚上拿给我。

　　记者：你们骗到钱以后是怎么分成的？第一次你赚了多少钱？

　　杨育典：第一次就是在去年的9月份，“阿修”和“大头”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提钱，那一次我提了约有五万元钱，他们分给我5000元钱，取回这笔钱时，我突然觉得做这种事情很刺激、很感兴趣。从那以后，我就负责到提款机去取钱。

　　每次取回钱后，我和“阿修”还有“大头”是五五分成，去年我给“阿海”、“西瓜”四成，我留一成。今年我给“西瓜”两成，我留三成。不管怎么样都是我和“阿修”、“大头”对半分，然后再按照比例分给下面的人。去年分到了50万元，我给“阿海”40万，我留下10万元。今年以来，每天最少有几千块，在3月20日那天，一天就进了24万，我得了7万元。

　　记者：你们怎么防范警方调查？

　　杨育典：我们每次得知钱存到账户上以后，就会用最快的速度找到提款机，然后把有钱的账户上的卡转到一张或是多张卡上，这样即便对方发现后报了警，再去查我们公布的账户时，钱早已被我们转移了。再就是我们所打的电话都是随机的，而且这种网络电话不但不显示号码还不能监听，因此警方在调查时很难查出。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公司”里面的人分工明确，大家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时间长了“业务”十分熟练。

　　记者：为何会选择网络电话，而不用固定电话和手机？

　　杨育典：这种网络电话的设备是一个“白盒子”，是“阿修”从台湾带来的。用这个白盒子连接到电脑上把电脑接上网，再在上面接上几个普通的电话机，就可以打了，这种网络电话打出来的电话显示的是台湾的电话号码，这样就不会被找到打电话的位置了。

　　记者：说说你家里的情况？

　　杨育典：在我两岁那年，我的父母离婚了，后来爸爸又找了现在的妈妈，我和她不太亲，和家里也不太亲。我的父亲是做生意的，经济还算富裕，我母亲的亲属也有很多在做生意。在家里，只要我跟爸爸提合理的要求，爸爸都会满足我。我初中毕业后就一直在打工，1999年开始在台湾服兵役，2001年开始我到厦门做服装生意，需要钱，我跟爸爸说了以后，他先后几次给了我300万台币（折合人民币75万）。今年4月份，我又给爸爸打去电话说我想结婚，爸爸又给我汇了85万台币（折合人民币21万）。

　　“他对我很好，我对不起爸爸，做下这样的事情，让他那么大年纪还要替我担心。”说到这里时，杨育典低下了头。

　　记者：事发以后看到家人了吗？

　　杨育典：今年4月份，我的父亲给我打电话一直找不到我，后来他就到我在厦门住的地方去打听，结果发现我被抓了。爸爸当时十分难过，特意来看了我一次。爸爸当时一直在自责，说他没有管好我，其实这么长时间我在做什么、我在和什么样的人接触他都不知道，还一直以为我在这里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