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点
话题提示———安徽灵壁检察院反贪局原局长王荣辉赴宿州参加反贪追逃工作会议，返回途中遇车祸以身殉职。王荣辉从事检察工作18年，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600多万元；因家里困难，养了8年猪，编苇席卖、送饺子给饭店以贴补家用，却拒贿5万余元；一家仅靠他千元工资为生，却多年坚持资助一个贫困孩子上了大学……（9月12日《安徽商报》）
养猪和反贪局长怎么也不应该划上等号，但在王荣辉身上我们却看到了。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人们在怀念这位反贪局长时，很少有人想到反贪局长靠工资无法养家是一件多么尴尬的事情，如果下一个反贪局长也同样家庭困难，我们是否搬出王荣辉的故事，鼓励他养猪贴补家用呢？这显然不是一个值得摆到台面上大肆宣扬的做法，那么，假如反贪局长不养猪了，靠什么贴补家用？当官员的家庭困难问题引不起组织足够重视时，一个看似很个体的问题，就有可能成为向廉政挑衅的“癌变”的开始。
那些企图腐蚀党员干部的人总是在寻求各种腐蚀的突破口，投其所好、解其所难，或以物诱，或以色诱，或者干脆用赤裸裸的金钱开路。清贫往往成为最好的突破口，我们看到太多的官员在财色夹攻中败下阵来。我们在强调改造党员干部世界观的同时，也必须通过制度的保障来形成反腐的防线，比如高薪养廉，再比如设立以清白之身退休后的廉政金。核心的一点是，让公职人员在经济生活上保持足够的尊严，不会也不敢因小失大，增加廉政的可靠系数。
官员养猪补家绝非长久之计，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公职人员后顾之忧，只是对其行为从道德层面一味赞美，问题积压的结果一定会在某一个薄弱的环节显现出来，冲击的是廉政防线和正常的公务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