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自筹经费建儿童村 收养800名服刑人员子女

　　张淑琴说，人们把对烈士的敬佩、感激之情转移到烈士子女身上，同样也把对罪犯的痛恨、厌恶转移到他们的孩子身上，这是不公平的。孩子是无辜的。

　　一次，她去一个服刑人员家看望孩子，家里5个孩子剩了4个，大女儿因病无钱医治含恨而死。她到坟上去看了孩子，回来后写下这样的文字：当我看到这个坟墓的时候，坟墓上已经是荒草凄凄。我不知道坟墓里孩子的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但我知道她肯定在盼望远方

的亲人。我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嘴是张着还是闭着，但我知道她肯定在呼唤着爸爸妈妈……一朵白云向远方飘去，一点一点刺痛我的心。

　　八百弱童一个“娘”

　　《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 苑 航

　　在北京顺义区赵全营镇，有一个特殊的村落——太阳村。村里住着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有的在服刑，有的已经伏法。由于父母犯罪，这些孩子得不到像烈士子女那样的尊重和照顾，也得不到一般孤儿的救助，成为社会上一个特殊的群体。

　　这些孩子曾遭受过身边人百般的歧视和污辱，有的流浪街头，以行乞、偷窃为生；有的挣扎在生死边缘，无依无靠。

　　张淑琴说，这些孩子是无辜的，所以，我给他们搭了一个“窝”，让这些孩子有地方住，有饭吃，有学上，有病能得到医治。

　　这“窝”一搭就是10年。从陕西搭到河南，从河南搭到北京，“窝”里住过的孩子有800之多。现在，有的孩子已经出去工作，有的上了大学，有的还在“窝”里快乐地生活着。他们在“张奶奶”的关爱下，似乎忘记了曾经不堪回首的一幕，忘记了风雨袭来的日日夜夜……

　　离开父母的日子

　　1994年1月17那个深夜，对于陕西省陇县的文龙、文英兄妹来说，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黑色记忆。时值新年，妈妈在灯下给他们织毛衣，这时，爸爸回来了，把妈妈叫了出去，从此妈妈再也没回来。

　　兄妹俩天天等，日日盼，盼妈妈能早日回来。然而，半年后的一天，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妈妈，身体腐烂，面孔模糊，妈妈被残忍地杀害！而杀死妈妈的凶手竟然是有了新欢的爸爸。

　　11岁的文龙带着年幼的妹妹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因为家里出了杀人犯，人们开始回避文家兄妹，以前最好的伙伴也躲得远远的，母亲家的亲戚更是仇恨俩兄妹，仿佛无辜的孩子也成了罪人。

　　为了躲避别人厌恶的目光，他们不得不辍学回家，过上离群索居的生活。不会做饭，他们常以生食充饥，以往和睦相处的邻居，现在也没人给孩子一口热饭。

　　为了活下去，文龙带着妹妹开始学着种田。第一年的麦田有了不错的收成。然而，这样的田园美梦在第二年被彻底打碎，村里收回了责任田，理由是罪犯的子女无权承包责任田。

　　兄妹俩的生存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黑豆的不幸是从4岁开始的。黑豆的妈妈姓韩，11岁时为了给哥哥换亲，被迫嫁到陕西省蓝田县的一个农家。婚后，渐渐长大的她发现自己并不爱丈夫，而爱上了丈夫的弟弟。一个月黑风高的午夜，她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黑豆成了没人要的孩子。乡政府为了给黑豆找个新家，向乡亲们承诺，谁收养黑豆，可得30斤粮食和110元钱。

　　黑豆姨碍于情面收留了黑豆。可是没多久，她就成了乡邻议论的中心，也成了黑豆爷爷家打击的靶子。承受不了种种压力的她，被迫来到乡政府“退娃”。乡干部抱着黑豆挨门挨户地动员，为黑豆找个落脚的地方。一周后，黑豆被一个残疾人收养，而这个身高刚过一米的侏儒连自己的日子都朝夕不保。

　　黑豆又陷入了苦海……

　　与之相比，6岁的龙龙和4岁的珍珍的日子过得似乎很“滋润”。兄妹俩的爸爸弃他们而去，没有生活来源的妈妈“旧病复发”，因偷窃“二进宫”，两个孩子没人收养，开始流落街头。

　　一次，妹妹发高烧，没钱买药，龙龙被迫走上妈妈的路——他溜进隔壁工厂宿舍，偷了几个纸箱和空酒瓶，卖了9块钱，给妹妹买了药。

　　首次成功后，龙龙的胆子越来越大，他开始偷工厂的零件和崭新的轴承，卖得的钱不但可以给妹妹买药治病，还可以给妹妹买她最爱吃的羊肉串。

　　4岁的珍珍开始“崇拜”哥哥。一次趁哥哥不在家，她溜到街上，“拿”了一个叔叔半露在裤兜外的一沓钱。

　　兄妹俩开始合作“拿”东西，并一路从老家“拿”到西安。

　　灯红酒绿的西安街头，热闹非凡，没人注意两个孩子，而他们可“拿”的东西越来越多。一次，兄妹俩溜到一户人家翻箱倒柜，得手上千元。他们喜出望外，买了好多好吃的到监狱看妈妈。

　　妈妈警觉地问他们，钱是哪来的，两个孩子支吾起来。妈妈一切都明白了，顿时放声大哭。她不愿孩子们步她的后尘，成为一个罪犯。她一下子跪在女管教跟前，说，救救孩子吧……女管教泪流满面，她也帮不了他们。

　　这些没人收养的孩子，仿佛成了一块块伤疤，只要轻轻一揭就血流不止……

　　流浪的孩子有了家

　　1996年5月，那些流浪的孩子终于有了家，这个家的“家长”就是张淑琴。

　　198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张淑琴从一个医院调到了陕西省监狱局工作，负责内部报纸《新岸报》的采编工作。由于工作关系，她频繁接触服刑人员，而服刑人员也把她当成朋友，无话不谈。在这里，她看到的听到的，无不让她心痛。

　　一次，她采访一个表现好的犯人，当话题涉及家庭时，那人当时就哭了。说，不怕你笑话，我妻子也坐牢了，家里有5个孩子，扔给了他奶奶。老人70多岁了，咋还能管了孩子……

　　张淑琴第二天就来到了犯人家所在的村庄，去看望老人和孩子。这是一个富裕的村子，鳞次栉比的小楼，时尚讲究。而犯人的家却住在崖下几孔破窑洞里，窑门紧锁。村里的孩子告诉她，老奶奶带孙子们去割麦了。

　　麦田的情景让张淑琴心酸：6岁的男孩扛着比自己还高的麦捆，一个女孩穿着一双颜色不一的凉鞋，用麦捆使劲挡着衣不遮体的上身。另外两个女孩淹没在麦浪中，老奶奶跪在地上，两个膝盖轮换着向前移动，一镰一镰地割着麦。

　　家里的5个孩子，现在只剩4个。那个大一点的女孩，积劳成疾，没钱医治，已经死去。奶奶和孩子们得知张淑琴是来看他们的，抱头痛哭。老奶奶边哭边说：大人造的孽啊……

　　此后不久，张淑琴在女犯陈某口中得知，由于她杀夫受法，两个孩子已经辍学，现在在略阳县大伯家放牛养猪。姐妹俩每天背着比自己还重的猪草在山道上盘行，经常连人带草摔下山沟。猪草不够要挨骂，牛滚坡了要挨打，夜晚两个孩子住在一间无门没窗的草房里，随时都会遭到狼群的袭击。

　　在母亲的梦里，不是大女儿摔死了，就是小女儿被狼叼走了。陈某的精神几近崩溃，见着人就声泪俱下地诉说一番。

　　还有一次，张淑琴到一个派出所采访，看到一个女犯罪嫌疑人带着手铐接受审查，她的孩子在一边紧紧地抓着她的衣角。由于孩子没人接管，不得不跟着妈妈住进看守所。

　　在改造犯人的工作中，最让工作人员头痛的就是犯人为了孩子闹情绪。有的犯人牵挂下落不明的孩子，一夜间白头；有的神经不正常了，有的越狱逃跑，有的闹自杀。甚至有父(母)关在监狱，孩子就关在少管所。

　　作为一个母亲，张淑琴说她见不了这样的情景，“每次都哭得跟什么似的。”

　　在监狱工作的10年里，张淑琴的感触很深。“病人和犯人展示给我的都是阴暗面，一个是身体上的，一个是心理上的。但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历练，他们给了我使命感。”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诞生了：创建一个儿童村，收留那些未成年的犯人子女。

　　消息传出后，张淑琴受到众人指责：全国有那么多好人的孩子、孤儿、贫困儿童你不管，为什么要管罪犯的孩子！而她的回答是，对犯人的改造要体现人文关怀。当一个犯人不知孩子的死活时，他不会安心改造，只会更加仇视社会。

　　创建儿童村的义举虽然得到了上级领导的支持，但钱从哪来？建在哪？张淑琴找到一家又一家效益好的企业，有的婉言拒绝，有的干脆表态：拿钱救助罪犯子女，没门！

　　心灰意冷的张淑琴报着最后一线希望找到了陕西省“小康示范村”——三原县东周村，村长当即表示全力支持儿童村的创建，并捐出村办大楼作为儿童村的村舍。随后，村里派出村施工队，仅用58天就把500平方米的大楼装修一新。善良的村民们捐出了家里的衣服、碗筷、书刊……

　　1996年5月26日，中国首家罪犯子女儿童村在陕西省三原县东周村隆重开村。儿童村的创建，为保护特殊儿童的成长，预防青少年犯罪，稳定社会秩序以及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立下了功勋，开了先河，有媒体称儿童村是“世界第一村”。

　　1996年到1998年两年间，张淑琴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扶持下，在陕西省创办了3个儿童村，救助了一大批无家可归的罪犯子女，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目光。

　　一个美国官方代表团参观儿童村后说，中国人了不起！我们国家也有罪犯，也有流浪的孩子，却没人过问。

　　法中友好代表团团长埃杜阿尔•贝雷在儿童村留言簿上这样写道：在法国，像你们这样代养罪犯子女的儿童村，我没听说过，更多的是罪犯式的儿童村，也就是说所有儿童村的儿童都是罪犯。

　　欧洲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德卢坦率地说，欧洲有些媒体报道中国儿童福利保障非常差，可我在这里看到的却是很好，真的很好！

　　逼上华山

　　张淑琴说上华山要一阶一阶地上，而登上一阶，就是解决了一个难题。为了儿童村的孩子，她被逼上华山，“华山”似乎总也没个尽头，难题一个接一个。

　　儿童村先后被120多个媒体报道，名声越来越大，雪片似的求助信一封封飞到张淑琴的手里，也压在她的心上。毕竟儿童村的规模和实力都是有限的，还有太多的孩子需要救助。

　　1999年4月，张淑琴来到首都北京，给孩子们“找钱”。她认为北京大，有钱的人多，影响也大，她要在北京建个儿童村，并为陕西的儿童村筹款。

　　然而，一切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简单。为了找到挂靠单位，她先后来到妇联、共青团、人权基金会等单位协商，这些单位都让她写材料，然后研究研究就没了下文。

　　张淑琴一等就是半年。之后，她又来到中华慈善总会，经过多次协商，总会终于同意立项，在北京成立特殊儿童救助中心。

　　拿到批文的那天，张淑琴哭了，半年多的北京漂泊终于有了结果。半年来，为了节省开资，她住过剧组的库房，住过地下旅店，住过朋友的家，最后在远离北京市区的香山租了一间小房，“把大半个家都搬来了”。

　　挂靠在中华慈善总会的儿童村是由顺义区板桥村旧卫生院改造的，首批代养了60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罪犯子女，这些不幸的孩子在这里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由于社会筹款缺乏保障，张淑琴希望能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部分经费。从2002年4月开始，太阳村租赁了260亩土地，种植了3万多株枣树、几十亩花生、玉米、黄豆等农作物，在假期里，孩子们也到地里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为将来走向社会做准备。

　　2003年春夏之交，非典肆虐之时，张淑琴又迎来了一个“坎”——中华慈善总会下发通知，砍掉儿童村项目。理由是：关系不顺。

　　张淑琴说，当时拿到通知都蒙了，感觉就像我们孤儿寡母被赶出家门，无依无靠。自己无所谓，可是那些孩子怎么办？

　　为了把北京的儿童村办下去，张淑琴只好在顺义区工商局重新注册儿童村，这就意味着本来就靠筹集善款生存的儿童村，每年还要上缴一定的税款。

　　为了筹款，一级警督的张淑琴放下面子，四处奔走。她的办公室墙上有一张自制的大表格，上面标着全国各大企业的地址和电话，她天天打电话联系募捐事宜，有人称她“丐帮帮主”。

　　2004年秋天，一个崭新的儿童村在板桥小学后身建成。新村取名“太阳村”，由一座座色彩斑斓的爱心小屋组成，每个小屋都有一个名字，都是由好心人捐款建的。屋内设施齐全，孩子们按性别和年龄分别住在各个小屋里。

　　在太阳村的建造中，张淑琴累得住了3次医院，“整个人都垮了，与以前的照片比，简直不像个人了。”她说，“庙”是搭起来了，“经”更难念。

　　这里的孩子来自全国各地，性格各异。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每个孩子的心理都有问题，像说谎、逃学、偷窃、打架、暴力倾向、报复心理等都存在。儿童村在教育中，重点抓了对这些孩子的心理教育，特聘心理教师，定期给孩子们作心理辅导，使他们能够走出阴影，融入到主流社会当中，平等地和其他孩子走到一起，并以平和心态接受自己是服刑(伏法)人员子女的现实。

　　儿童村的孩子到了18岁就要离开这里，走向社会。为了让这些孩子学会自立，张淑琴请来光华基金会的人员给12岁以上的孩子们进行创业培训，什么叫成本，什么叫利润，怎么经营等。去年夏天，儿童村搞了一个小集镇，有小商品一条街，小吃城，茶社，修车、补鞋、擦鞋，都是孩子们在运作。他们有自己的小摊位，把他们的玩具，菜，水果卖出去。有一次，他们一天就接待了800多人，卖了4000多块钱。

　　有的孩子到了18岁，可他的爸爸妈妈还有好几年的刑期，或没有爸妈的，儿童村就针对这些孩子开展就业培训，包括木工，电脑设计，汽车驾驶，服装裁剪等，使这些孩子将来走出儿童村，能自食其力，不给社会增加负担。

　　现在，住在北京儿童村的孩子有120多名，大的15、6岁，小的刚会走路。张淑琴最大的目标就是，每年在全国建3个儿童村，使那些流浪儿童得到更好地救助。

　　儿童村的发展越来越快，有些人对张淑琴建村的目的提出了质疑。对此她并不介意，她说，我一不贪污，二不拐卖儿童，三不虐待儿童，你还能说我什么？而我倒希望有一天儿童村解散，前提是，那些大人们啊，为了孩子好好想想，千万别作孽……

　　记者手记

　　一顿特殊的午餐，一次沉重的采访

　　苑 航

　　那个周末，我又一次来到位于北京顺义区板桥村的中国首家罪犯子女救助基地——太阳村。与第一次来这里感受不同的是，少了一些惊喜，多了一份亲情和牵挂。

　　时近中午，张主任安排一个工作人员带我到食堂吃饭。开饭前，孩子们排成整齐的队伍，高声背诵着“锄禾日当午，汗滴和下土……”打饭的窗口有几个10岁左右的女孩在忙碌着，一个女孩问我，用一次性餐盒吃饭还是用钢盘，并提醒我，用钢盘吃饭后，要自己刷盘。我表示用钢盘。

　　女孩手里拿着一个硕大的饭勺，往盘里舀了一勺土豆炖肉，一勺清炒西葫芦，一勺大米饭。几粒米饭掉到盘子边，女孩麻利地用手抓起，放在嘴里吃了。一切都很自然。

　　女孩的动作干练娴熟，让我很吃惊。当她发现我在盯着她看时，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并再次提醒我，这里不让剩饭，剩饭了就要背锄禾日当午。

　　也许女孩的提醒让我“心有余悸”，尽管我平时不吃西葫芦，这次破天荒地吃了个干净。洗碗池边，有的孩子刚刚够到水龙头，在吃力地刷着餐具。工作人员介绍说，这里的孩子从小就要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比如在暑假里，张主任早上5点多就带着孩子们到田地里锄草，这里吃的米和菜就有一部分是孩子们自己种的。这样既锻炼了孩子们自食其力的能力，又让他们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长大了更好地回报社会。

　　这里的孩子对粮食有着特殊的感情，每只餐盒里的饭都被吃得干干净净。看着孩子们井然有序地吃着饭，洗着碗，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动，鼻子酸酸的。

　　采访完张主任已近下午4点，当我走到太阳村大门口准备返回时，被几个孩子叫住了。一个女孩拉住我的手说，阿姨你别走了，到我的小屋坐会儿吧。

　　我和孩子们来到一座墙体喷绘着蓝黄卡通图的小屋前，和他们一起坐在门口的台阶上。这个邀请我的女孩叫圆圆，今年7岁，来自

　　女孩说起爸爸的死，脸上还带着笑，像讲一个别人的故事。也许这里快乐的生活让她忘掉了往日的阴霾；也许7岁的孩子并不能真正理解“死”的含义，我的心隐隐作痛。

　　一个叫玉玉的男孩10岁，来自温州。他说，一天妈妈到外婆家，爸爸去了就把妈妈杀了，爸爸也死了。是张奶奶到温州把我带到这里的……

　　一个叫辉辉的男孩来自成都。他说，是外婆把我送到这里的，外婆已经很老了，不能再照顾我。自己从来没见过爸爸妈妈……说完，男孩蹲下，再也不抬头不出声，泪一滴一滴砸在地上……

　　这时，一个骑小三轮车的男孩从我们身边飞快而过，回头冲我喊：阿姨，我爸爸也死了……圆圆拉着我的手说，阿姨，你再和我们屋的那些姐姐聊聊吧，她们也没有爸爸妈妈。

　　实在不忍再和孩子们聊下去，突然有种落荒而逃的狼狈和悲凄。孩子们冲我招手告别：阿姨再见，再见……转身的刹那，泪水夺眶而出。

　　这些生活在太阳村里的孩子，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段悲惨的故事，故事的背后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成人们该怎样面对利欲的诱惑，而坦然处之；怎样面对家庭暴力，理智地拿起法律的武器，而不是头脑发热走向犯罪道路，让幼小的子女为之承受不该承受的冲动代价！

　　据司法部门统计，我国罪犯子女有60万之多，而得到救助的只是一部分，有的孩子还过着流浪的生活，甚至走向犯罪道路。他们需要更多的张奶奶，李奶奶，王奶奶……

　　采访已过多日，孩子们纯真的笑脸和一座座色彩斑斓的小屋，仿佛又一次闯进我的视野，闯进我的心。以往都市的淡漠和麻木被太阳村一草一木强烈地刺痛着，渐渐复苏的良知不停地拷问自己：我该为那些孩子做些什么，我们该为那些孩子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