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非法民工子弟学校关门 200多学生被迫失学

孩子们常常背起书包到“学校”附近转转，看看自己的课桌椅。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还能不能读书？孩子们都很茫然。

　　早报讯 （习记者 章建森 实习生 郭国平 文/摄） 9月11日，杭州下沙湾南村的一所民宅附近人头攒动，200多个8到14岁不等的孩子在家长的陪同下来前来报名，一所民工子弟“学校”热热闹闹开学了。但家长们的笑容还没绽开，就被冻住了。有关部门认为，这所学校未经任何审批，卫生设施不到位，安全存在隐患，甚至连租房协议都不规范，在“学校”开学的当天就关了门。

　　接下来日子里，这200多个孩子就在湾南村附近四处游荡。

　　在杭州下沙湾南村的一幢四层的普通民宅，记者找到了“学校”的原址。课桌椅横七竖八地堆在门口，桌椅大多十分陈旧，很多桌椅上都有豁口，还有些钉子露着头。一些孩子和家长还有事没事就候在“学校”附近，希望有一天学校能重新开起来。

　　在“学校”门口，记者遇见了桃桃，这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正在杂草堆旁边玩着一部旧手机。不远处，有一位戴着眼镜、大概20多岁的小伙子，桃桃不时跑到他身边问些什么。小伙子姓燕，是“学校”的数学老师。“学校”关门后，老师们都闲在家里，但他们又觉得孩子们的课不能落下，因此一逮到时间，他们就偷偷给孩子们讲点东西，有时候是叫几个孩子到自己屋里，有时候就在田间地头。这会儿，燕教师正在询问桃桃的功课。

　　桃桃的父亲王师傅，就是这所“学校”的创办者之一。王师傅是安徽人，为了孩子能在杭州上学，他煞费苦心，想尽了各种办法，然而因为他本人拿不出孩子入学所需的证件，女儿最终没有被杭州的学校接收。眼看着孩子的学习要被耽误，王师傅决定“自行解决问题”。他约了几十个境遇相同的安徽老乡，凑钱租了房子，请了安徽的老乡做老师，办起了这所“小学”。因为安徽来杭州打工的人多，老乡带老乡，一下子就招来了200多个孩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不等。但就在学校开学的那天——9月11日，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通知他们学校，因为办学不合法，学校必须关门。

　　远处又有几个小男孩骑着自行车朝这边过来，他们在“学校”门口的桌椅旁边攀上爬下，兴奋地玩闹着。

　　他们都曾是这里的“学生”，在湾南村一带，像这样的孩子有200多个。

　　脸色黝黑的朱忠浪告诉记者，他父亲靠收废品维持家用，母亲在家干家务，月收入只有500元左右，“正规学校上不起”。

　　念四年级的孙文武告诉记者，“学校没了，爹妈也没时间管我，我就到处乱晃悠。”说着，他跨上自行车，“嗖”地一下走了。

　　有关部门：

　　非法学校安全隐患大

　　杭州下沙湾南村村委会主任陈志泉告诉记者，这所“小学”条件极其简陋，老师没有相关证件和资格，硬件完全没有达到标准，安全也没有保障。更为关键的是，这所所谓的学校，没有经过任何部门的批准，没有合法手续。

　　“这么简陋的学校教育质量根本没法得到保证，”陈志泉说，“出了问题谁来负责？”湾南村村委会配合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首先做了房东的思想工作，让他终止了租房协议，接下来又关闭了这家学校。

　　杭州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发展局有关负责人说：“对于非法办学我们是反对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向政府部门登记，随随便便办个学校就招收那么多人，这当然是不符合政策的。”

　　据悉，杭州的很多角落都存在着类似的“三无”学校。杭州市教育局的一位负责人说，这些学校一般安全隐患非常突出，直接威胁着学生的生命安全；几乎所有学校不具备最基本的办学条件，校长无上岗证、教师没有教师资格、办学场地狭小、不具备最基本的教学设施、设备等；办学目标、办学方向不明确，多数学校未按国家规定的课程开课，且没有课程计划、教学方案，教育教学质量根本无法保证。

　　“近年来杭州市此类非法学校已经减少。”她认为，但它们的危害还是很大的，“杭州市教育局竭尽所能，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在杭入学。非法学校，我们就要协同有关部门取缔。”

　　没那么些证

　　没那么多钱

　　杭州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发展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对这些因学校关门而没法上学的孩子，目前政策是只要符合条件就尽量把他们安排到公立学校就读。“但到目前为止这180多人中，只有一人勉强符合在杭入学条件，剩下的孩子我们只能劝他们回原籍就读。”

　　但家长们有自己的想法。记者在采访中碰到一位姓王的年轻母亲，她是安徽人，丈夫因病去世，老家的长辈也已不在人世，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下沙打工。她对记者说，孩子8岁了，整天叫着要上学。“我希望这所学校能继续办下去，这样孩子有人照料，我可以安心打工。现在孩子呆在家里。我不打工两个人就没饭吃，要打工孩子又没人照料。我能怎么办？”

　　家长汪相富说：“他们(指公办学校)要这个证那个证的，我们出来打工的没几个人所有证件都齐全的，如果拿到所有的证件要花多少钱和工夫啊？”

　　当记者问到在如此简陋的学校上学，孩子的安全怎么保证时，一位姓李的家长说：“有书读总比没书读好啊。再说要达到规定的设备、师资，是要花大钱的，我们打工的哪来那么多钱？”

　　一位家长则很直接地说：“没书读，就不读了。”

　　记者在采访时，很多家长都陆续赶拢来，有人已经去下沙附近的学校转了一圈。据他们说，有几个人很幸运地给孩子报上了名，“但绝大多数人肯定是没法解决了”。

　　失学民工孩子

　　让我们牵挂

　　“我们的校园很小／放不下一个鞍马／我们的校舍简陋／还经常被迫搬家／我们的教室很暗／灯光只有几瓦／我们的桌椅很旧／坐上去吱吱哑哑……这是在外来务工者子女中间流传的一首歌，歌名叫《我是谁》。在采访中，这首歌常常涌上心头。在我眼前的这些孩子，是我们这个城市里最弱小无助的一群人，却以幼小的年龄体验着不公平。

　　关闭非法学校，加强管理，保证教学质量，防范事故于未然，合情合法；外来务工者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自己工作的城市上学，更在情理之中。当我们面对他们无助的眼睛，真的能够无动于衷吗？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又会在他们心中留下怎样的阴影？

　　根据教育部门公布的数字，今年秋季有60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杭入学，占杭州今年秋季入学登记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总人数的近四成。尽管对杭州现有的教育资源来说，这已是能接收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极限，但仍然有六成外来务工者的孩子徘徊在正规学校的门外。“非法”学校曾为他们提供了一条上学的途径。

　　如果说他们在非法学校接受教育是吃“糠拌饭”之类的“杂粮”的话，那么学校关门之后，他们连这样的杂粮也吃不上了，“优质教育”之类的“牛奶”、“鸡蛋”更是与他们无缘。同样是适龄儿童，同样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他们背着书包却无处可去，渴求知识却入学无门。对这些失学的民工孩子而言，城市拒绝了他们。

　　面对有限的教育资源与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的现实矛盾，这些失学的孩子该何去何从？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在父母身边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

　　本报“钱塘e家”与热线电话将为此展开专题讨论，请广大读者为这些民工孩子重返校园出出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