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了富人，有了很富的人，这是一个事实。
大家记得，2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出个“万元户”就是了不得的事了，而如今几十万元户算不了什么，百万元户、千万元户都有了。这种现象，在我们分析人民内部矛盾时不得不涉及，因为这些“富人”也是“人民”。
说到如何看待“富人”，我以为有两点要特别注意：其一，不必“仇富”；其二，对“富”也要分析和采取适当的措施。
今年9月16日央视“今日说法”说到浙江临海一个富人，曾经捐款65万元为村集体、群众办公益之事，可他却被人杀害了，凶犯说就是为了钱。类似案件近年来发生的远非这一起，值得引起注意。
“仇富”乃至“杀富”，没有道理。其一，富人必有致富之道，如果合法，就可以富得理直气壮，如果非法，自有法律去治他；其二，你有本事也可以去努力致富，一味地“仇”，有什么道理？不仅没有道理，而且还会因为心态的不平而引出新的矛盾和问题。
昌黎曾经有个刘文友，从一名“硬骨头战士”、有功的“尖子排长”、“尖子连长”、“能干有为”的副镇长，堕落为大肆贪污和流氓犯罪的腐败分子，被判处了死刑。由功臣到死刑犯，他思想转变的“节骨眼”就在于：被我管辖的镇民，不比我生活条件差多少；求我办事的人，反倒富裕过我几倍乃至几十倍。
这些人花天酒地过着舒坦日子，而我却苦行僧般地过着清贫生活。原来我是“傻”得不透气哟……他由看不惯别人的“富”起步，最后走上人生的末路。这个教训，值得人们警惕。
在如何看待“富人”的问题上有两条原则应当遵循，一是江泽民同志在建党8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的：“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贡献。”一是邓小平同志晚年的严肃正告和谆谆嘱咐：“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少数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在财产问题上，平均主义不可取，两极分化有危险。当我们的生活中，一方面少数人腰缠万贯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另一方面却又出现了所谓的“新弱势群体”，而这一群体中又多是工人、农民等基本群众，这就表明改革开放的成果没有完全为社会全体成员所共同享有，这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下大力气采取各种措施，使得普通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同时对富有者强化税收，而对那些“非法致富”者———或钻国家政策和体制的空子而获暴利，或靠行业垄断而获利，或靠手中权力谋取不义之财，都要采取政策和法律的办法来加以解决。
杨柳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