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少年推着瘫痪父亲步行数千里打赢官司(图)

13岁少年推着瘫痪父亲讨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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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说：儿子抓到了“去山西吧”的纸条。看着他兴奋的脸，我的心在打着哆嗦，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勉强挤个笑脸，其实就想抱着孩子大哭一场。

　　儿子说：高兴的是，我可以去山西替我爸讨公道了。

　　父亲说：儿子一直天真地认为，再苦也不怕，只要到了山西就能讨回公道。

　　儿子说：特别感谢那么多好心的叔叔阿姨帮助我打这场官司。

　　父亲说：看到筋疲力尽的儿子边挨饿边推着轮椅车，我的心里好难过，真想一头栽到悬崖下面，死了算了。

　　儿子说：就是天天捡垃圾，也要养活我爸。捡回去的水果洗干净后，我把烂的部分削掉，好的部分留给我爸吃。

　　这是记者采访时目睹到的一幕：10月16日下午3时，晋城市法律援助中心。一个男孩拿着一厚叠资料，走进中心主任邢军霞的办公室。没等男孩开口，邢军霞开始和男孩交流17万余元工伤赔款的付款方式。尽管男孩很少说话，但从邢军霞严肃、认真的神情中能够看出，这个男孩有点不一般。

　　邢军霞向记者介绍———这个男孩叫邓有念，今年只有13岁，是湖北省枣阳市陈庙村的一名小学生。2002年1月26日，其父邓学如在高平市程家沟煤矿打工时，因事故造成高位截瘫。其母唐绪珍拿到矿上赔偿的两万元医药费，居然弃家出走。

　　2005年9月17日，邓有念推着瘫痪的父亲从湖北出发走上漫漫

　　一个13岁少年，如何把瘫痪父亲带到山西？一路上，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艰辛？他们靠什么支撑着一路走来？10月16日，本报记者对邓学如、邓有念父子进行了专访。

　　“那张纸条上写着姐弟俩的命运”

　　记者：儿子推着轮椅步行来山西，是谁的决定？

　　邓学如：是我们全家共同决定的。2005年8月23日，我那时已经勉强能坐起来，心里盘算着去山西为自己的瘫痪讨个公道！为了让弟弟不至于辍学，懂事的女儿邓有书说：“我年龄大，让我陪爸爸去。”可有念坚决不同意：“我力气大，让我去。”姐弟俩争着要陪我，谁也不松口，最后还是女儿邓有书想出了“抓阄”的办法。她说，揉两张纸条，一张写“读书”，一张写“山西”，谁抓到“山西”，谁就陪咱爸出发。

　　考虑到儿子年龄小，耽误了学习以后还有机会补上，路上照顾我也比较方便，所以更偏向儿子陪我去。考虑到平日女儿无论做什么事都会让着弟弟，所以，揉纸条前，我多使了个心眼，在两张纸条上都写着“去山西吧”。抓阄时，女儿果然让弟弟先来，就这样，儿子抓到了“去山西吧”的纸条。看着儿子兴奋的脸，我的心在打着哆嗦，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勉强挤个笑脸，其实就想抱着孩子大哭一场。

　　记者：小有念，看到“去山西吧”这四个字，你应该挺高兴吧。

　　邓有念：既高兴，又发愁。高兴的是，我可以去山西替我爸讨公道了。可自己力气太小，背不动他，真有点发愁。

　　“鼓足勇气，我和姐姐向邻居借钱”

　　记者：谁做的轮椅车？

　　邓有念：因为背不动我爸，又没有钱坐车，我和姐姐就亲手做这部轮椅车。路费是省了，但吃饭的钱却一分也没有，我和姐姐要向村子里的叔叔阿姨们去借钱。

　　记者：你俩还是个孩子，有人肯借吗？

　　邓有念：有啊，只是每个人借的钱都不多。跑遍了整个村子，才借到280元钱。

　　记者：你们敲开第一户人家借钱时，肯定是鼓足勇气才敲的门。

　　邓有念：最先去的是离我们家最近的邻居家。进去后，阿姨问：“什么事？”我们不好意思开口，姐姐憋了半天说了一个字———“玩。”我小声地对阿姨说，要去山西打官司，需要些钱。原本我们打算借50元，但看到阿姨一下子把脸拉得老长，姐姐改口说借20元。可阿姨说，她身上没有钱，钱全存银行了，我们只好低着头匆匆离开。

　　记者：那你们还有勇气去借钱吗？

　　邓有念：被邻居阿姨拒绝以后，我们又来到程阿姨家。程阿姨平日里对我们很热情，进去后，我们就直接说想借钱，本来准备每家借50元，但从邻居家出来后，就不敢那么想了。尽管程阿姨很友好，但我们还是只说了30元。程阿姨大方地拿出30元钱塞到我手里。拿到钱的那一刻，我们特别激动，给阿姨鞠了一个躬后，我们飞快地跑到第三家……

　　因为我们是从四川万源搬到湖北的，村里只有16户人家肯借钱。最多借到50元，最少只借5元，最后算了算，总共借到280元钱。攥着钱，我和父亲上路了。

　　“一年步行千里，儿子只落3次泪”

　　记者：从湖北到山西，步行上千里，不要说小孩，就是大人也受不了。一路上，想过放弃吗？

　　邓学如：我们是2005年9月17日出发，10月18日到达晋城。一个多月中，累了，就躺在车站、屋檐下休息，饿了，馒头就着盐巴和开水充饥。记得10月11日，走到焦作市五龙口，翻越太行山时，我突然冒出强烈的放弃念头，甚至不止一次地想跳崖自杀。

　　记者：眼看就要到山西了，你怎么会冒出自杀的念头？

　　邓学如：翻越太行山的路特别陡，儿子每推一步，都要使出浑身的劲，20公里的路走了整整两天。一路上孩子没有叫过苦，但走到这里，儿子突然掉泪了，哭着说：“爸爸，我饿。”看到筋疲力尽的儿子边挨饿边推着轮椅车，我的心里好难过，真想一头栽到悬崖下面，死了算了。儿子真的好坚强，一年多里，总共才掉过3次眼泪。

　　记者：另外两次哭呢？

　　邓学如：一次是到高平市劳动局做“工伤鉴定”时，一位副局长不但拒绝进行工伤鉴定，而且态度异常粗暴地威胁说：“想找谁，就找谁去；想告到哪里，就告到哪里去。”儿子一下子就哭了，他一直天真地认为，再苦也不怕，只要到了山西就能讨回公道。这位副局长的话，使儿子的希望顷刻破灭了。

　　儿子又推着我赶往太原，走了20多天，在12月9日来到了省劳动厅。省劳动厅的工作人员不但给我们捐了300元钱，还专门向晋城市劳动局下发了督办令。

　　这一次，儿子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能打赢官司，多亏了好心的叔叔阿姨”

　　记者：没有法律知识的你怎么帮助父亲打官司？

　　邓有念：许多好心的叔叔阿姨帮助我打这场官司。12月9日，我们找到了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那里的叔叔阿姨们非常同情我们的遭遇，不但详细地讲解了工伤鉴定和工伤赔偿的有关规定，其中一个叔叔还义愤填膺地说：“高平市的处理是错误的，我马上打电话，让晋城市派人过来接你们！”有个叔叔还出具了一个督办令，让我们拿着这个督办令找晋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临走时，叔叔阿姨们还捐了300元钱，亲自递给我。

　　记者：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督办令使你们又重新看到了希望。

　　邓有念：拿上督办令，我们找到了晋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庞华山局长，庞局长打电话让工作人员尽快办理此事，还给了我50元生活费。2005年12月20日，我们终于拿到了工伤鉴定书。

　　记者：如果说督办令是你们取得的第一个胜利的话，工伤鉴定书就是第二个胜利。

　　邓有念：工伤鉴定书是拿到了，可我们却没有钱打官司。于是，又找到了高平市司法局，司法局安排高平市法律援助中心联系律师帮助打官司。因为程家沟煤矿已经关闭了，法律援助中心建议，以程家沟煤矿所属的高平市建宁乡程家河村、苟家村、李家村三个村为被告，向高平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一审判决里，我们赢了！

　　链接：2006年1月9日，高平市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此案。2006年3月20日，高平市人民法院进行开庭审理，一审判决：“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邓学如伙食补助费、交通费、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等共计206008.33元(含已付的两万元)。”一审判决后，三被告不服，向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记者：这是你们取得的第3个胜利了！

　　邓有念：一审到2006年6月29日的终审，又等了3个多月。这期间，我们得到了晋城市法律援助中心和许多好心人的帮助。晋城市法律援助中心的邢军霞主任不但给了我200元钱，还帮助我们联系了晋城市救助站，解决住宿问题。高平市一个叫李海清的叔叔，还让我们在他开的旅店里免费住了一个月。另外，还有许多不知道姓名的好心人请我们吃饭。

　　“就是天天捡垃圾，也要养活我爸”

　　记者：听说2005年10月18日到达晋城的时候，你们身上只剩下13元钱。从2005年10月18日，到2006年6月29日判决出来，你和父亲在山西的半年多里，靠什么度日。

　　邓有念：就是天天捡垃圾，也要养活我爸。刚来晋城时，能够捡到废弃的瓶子、纸盒，而且还能捡到水果和过期的奶粉。捡回去的水果洗干净后，我把烂的部分削掉，好的部分留给父亲吃，奶粉因为有营养就全留给父亲吃。

　　记者：父亲瘫痪了，母亲出走了，你觉得日子苦吗？

　　邓有念：一年四季，我和姐姐都能够找到挣钱的方法。春末夏初的时候，我们会到山上去抓蜈蚣，虽然蜈蚣有毒，但收购价却特别好，一条蜈蚣可以卖到5角钱。夏天，我们就去稻田沟里抓海虾，温度越高，海虾越多，一斤海虾能够卖3元钱。秋天，我就上山采摘野菊花，一斤菊花卖两角钱，我们一天最多能采到15斤菊花。

　　记者：你和父亲这次是怎么来晋城的？

　　邓有念：今年7月份，对方先付了1万元，还完欠债后，我们几乎没有什么钱了。但余下的17余万元，对方却一直没有给。虽然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是“维持一审判决”，但钱却迟迟拿不到。这次来晋城，主要想拿些钱回去给父亲看病。

　　本报记者　刘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