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没有什么可被指责的

　　朱柏铭（浙江大学公共经济与财政研究所所长、教授）：

　　从事件本身看，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除了在2月10日那天可能对卢妻没说明白，并没有什么可以被指责的。因为在目前体制下，妇儿医院属参照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医院领导称，“如果家长都这样，孩子生下后扔在医院，过一年半载再去接，医院还怎么维持？”这句话道出了医院的难处。

　　然而，院长的话正好反映出目前制度安排的欠缺。

　　第一，妇女儿童医院是否应完全靠财政拨款维持。理论上说，疾控中心的经费应由公共财政全额投资，因为传染病预防等属纯公共产品；而妇儿医院的主要职能是疾病治疗，运作费用除部分由财政补助外（基于疾病治疗的外溢性），主要应由患者承担。所以，目前有人认为“所有医院都应靠财政养起来”的观点值得商榷。假如这一分析被认同，那么，妇儿医院要求卢友夫妇“结清医药费和寄养费”后才能领回儿子的要求并不过分。人们或许指责医院太不人道，因为卢友夫妇已一贫如洗。这牵涉到另一个问题。

　　第二，宁波市政府是否应建立特别医疗援助基金。政府财政划拨专门款项，建立特别医疗援助基金，通过一整套程序，资助家庭条件困难的农民工及其子女看病。宁波市现有250多万农民工，他们理应享受与本地市民一样的卫生服务。但由于医疗保险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像卢友夫妇这样的农民工暂时还不能获得正常的医疗补助。这就需要建立特别援助基金。说它“特别”，一是援助对象不在医疗保险制度内，二是农民工及其子女生命的抢救容不得耽搁。只有建立起这样的基金，“想见亲生儿，先交医药费”的事件才不会重演，以人为本的公共财政框架也有望真正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