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教师遭革职 陈景润等500院士签名力挺

　　即使有500名院士为这道题进行了求证，这道题依然悬而未决

　　已经泛黄的纸张上，密密麻麻好几百个签名：钱三强、王元、江泽涵、程民德、周培源、陈景润……仔细算来，数量非常惊人，单两院院士，就有500人之多。

　　“还有许多支持过我的人，我们永远也忘不了，比如胡绳先生，他曾经亲自写信给江

苏省领导，没有得到回复。还有于光远先生，他关心这个事情不下三次，但是总没有下文，让他很痛心。”戈衍三说。

　　和惊动了500名两院院士相比，这件事的学术价值本身完全不对等，一个数学系的本科生，也许都能解决掉这个推论的正谬问题。

　　不过，即使动用了500名院士的脑力，这道数学题也还是没能成功解决。

　　人生悬于一题

　　1982年，江苏泰州市广播电视大学的数学老师戈衍三被告知，他即将被调离心爱的数学讲堂，到某中学去刻钢板。这位对数学有着深厚感情的教师采取了不同寻常的申诉方式，他直接将他的数学题解《利用组合公式求极限》和《上限含积分参数的分部积分法》寄给了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省长顾秀莲。

　　“我当时的意思，是想证明我在数学上还是有一定的修养，有担任电大数学教师的能力的。”戈衍三说，他当时并没有指望省委书记能够垂青此事，但此后事态发展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当时的江苏省政府办公厅信访处认真处理了他的来函，并将其数学论文转给江苏省数学学会鉴定。

　　1982年12月8日，戈衍三在一个隆重的场合读到了这份鉴定，在场的有泰州市教育局、组织部、纪委、人事局的领导。这份盖有数学学会公章的《阅稿意见》上说：“看来作者的极限概念、极限求和等并非很清楚。”这份鉴定中还有“ 无需油印寄发，这样浪费了阅者时间”等话语，随材料还附有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信访处的公函，上面说“请与来信人见面，并对其进行教育”。寥寥数语，无疑已决定戈衍三的命运。

　　据戈衍三说，有关部门当时对他约法三章：戈衍三不得再往外邮发数学题；不准请假到市委机关找领导；不准离开泰州市；不准学习高等数学；如果教高中，必须先进行试讲。其后，戈衍三的工作关系被硬转到智堡中学，成为正式刻板工。

　　于196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数学系，并从小就热爱数学的戈衍三，将这件风波视为奇耻大辱，他需要证明，自己的数学论文是正确的，自己的人品也是无可挑剔的。他于1983年1月前往江苏省数学学会，见到该学会理事长周伯埙，并得到了盖有周伯埙私章的第二次阅稿意见，该意见说： “我会上次所写阅稿意见不够慎重，忽视作者稿件中的优点，所下结论甚为不当。现经研究，决定予以撤销，并向作者表示歉意。”

　　看似问题已得到解决，于是，戈衍三将第二次阅稿意见送交有关部门，并等待他的工作问题能够得到恢复，浑然不知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1983年8月30日，江苏省委办公厅发文称：“今年8月2日又派员去省数学学会进行了核实。该会负责人说，戈衍三所做的数学题，是从吉林省一份数学杂志上抄来的……上述事实证明，省数学学会第二次重写意见，是在戈取闹的情况下写的。”

　　这样，戈衍三的问题，从数学修养不够、越级上访，变成了无理取闹、抄袭别人成果，他的待遇由编内人员变成了编外人员，随后更在1985年11月30日被宣布为永久编外，他变成了无业人员。从1989年10月1日到现在，他整整 17个年头没有生活费了。

　　非比寻常的数学上访

　　人生打击的猝不及防，反而激发了戈衍三与生俱来的倔强，戈衍三对自己的数学修养充满自信，他从小便对数学有一种热爱，这种热爱成为他数十年的生活习惯。在文革中，当别人都陷入运动中时，他却收集那些花花绿绿的纸张，在上面做习题，最后装订成18大本。他相信，至少在数学上，真伪是唯一的、可以求证的，他最喜欢的一句数学格言是：“数学真理具有与地点、个人和权威相独立的有效性。”

　　他开始通过邮寄的方式向全国各地的数学家申诉，寄去了他的论文和《阅稿意见》，各种反馈也纷纷如雪花飞来，许多数学家不仅支持了他的论文的正确，还逐条指出《阅稿意见》中的荒谬，有的来信还附有不止一位数学家的签名。戈衍三的母校山东大学数学系，特地为他开出一份鉴定，认为他完全具备教授大学一年级数学的能力。1991年，北京师范大学逻辑学家吴家国教授甚至精心将《阅稿意见》分为18条，进行逐条批驳。1987年，中国科协的王大衍教授要求吉林省科协查证抄袭一事，后吉林省科协得出结论，并未找到与戈的论文相似的论文。

　　“那么多的数学家，我们多数是只闻其名，从来没见过，他们的为人之亲切热忱，实在是让我们受益匪浅。”戈衍三的老伴周谨年说。若干年来，她一直伴随在戈衍三的身边。她谈起了见到周培源的场景：“那是1986年春节前，我们贸然前去，他们家的工作人员听了我们的事情，然后去看日历，发现周老只有年三十那天有空。于是，我们在年三十晚上见到了周老。”让她记忆深刻的还有，于光远先生腿脚很不方便，还要亲自把他们夫妻送到巷口；钱三强先生家的桌子已经开裂了，弄了一个铜箍。这几位学界泰斗，曾先后动用了他们的社会能量，给有关部门领导写信，联络媒体，希望能彻底解决此事，并给戈衍三一个合适的能发挥其数学特长的工作。遗憾的是，在一个人才流动不畅，处处需要证明和档案的年代，戈衍三未能把握住任何一个机会，继续他的数学教学事业。

　　1987年，眼看戈衍三的问题已经拖了好几年没能得到解决，一群院士和教授们认为，如果能把戈衍三的题集出版，应该能作为一种对他能力的有利证明，于是，他们每人凑了500块钱，为戈衍三出版了题集《数列的极限是算术平均值的五种不同证明》。

　　但是，科学家并没想到，泰州市委办公室1988年12月5日在《关于戈衍三问题的汇报》中写道，“戈衍三上访告状的手段之多是罕见的……以谎言骗取新闻单位同情，以上门纠缠、不让吃饭睡觉等方法逼着知名人士为他签署意见和证明，再拿着这些签字和证明到处告状。”

　　再往后，事件逐步变成明日黄花，作为一个个人，戈衍三能做的努力都做了，但直到白发苍苍，都一直得不到回应。与他相关的档案，或许都扔到故纸堆了，只有戈衍三仍然在不停地收集新的对他的数学题解的鉴定，有些在年轻时曾经为他作出鉴定的教授，已经升为院士，加起来，戈衍三已经收集了500位院士的鉴定了，这道题解也成了中国数学界一道著名的习题。

　　二十四年将身何益

　　“你这样奔波了24年，是否计算过付出了多少成本，而会得到什么样的具体回报，或者称为收益呢？”

　　面对这样的经济话语，戈衍三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懂，他一直坚定的眼神开始变得有所茫然，然后说：“只要国家为我平反了，江苏省数学学会能够纠正他们的错误，恢复我的名誉，经济补偿国家会管的。”

　　“我没有浪费时间。”戈衍三坚定地说。有人看了他的材料后，说从此再作学术鉴定一定要严谨，因为错误有可能对一个人一生造成严重后果。也有教授勉励他不要轻言放弃，在学风轻浮的今天，能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己的精神尊严的人，更值得尊重。

　　垂垂之年，戈衍三仍在北京奔波，他和老伴已经三四年没有回家过年了。其住处并不固定，也无固定电话或者通联，与一双儿女的联络只有依靠熟人传递消息。在北京，他依靠不固定的零工和充分节俭，一直顽强地生存着，并在精神上拥有某种寻常人所不拥有的富足。他能如数家珍地提及北京每家好的和大的书店的特色，并作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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