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警事件并非偶然　源于无视法律的习惯

　　袭警事件备受社会各方关注

　　昨日，记者采访了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的马军律师。他认为类似袭警这样无视法律的事情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只是没有达到如广南袭警案这样的程度。但作为政府管理层应

对此引起注意：加强民众的法律意识，同时给予执法者在执行公务过程中面对特殊情况时更多的处置权。

　　“最高刑罚可以判死刑”

　　“根据赵忠文一案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情节，按最高刑罚可以判到死刑。”马军分析道，从法律上来说，赵忠文的行为属于妨碍公务罪，同时由于其暴力妨碍公务，致使警员受伤，这就涉嫌多种违法行为。“他有炸弹，那就构成了私藏武器弹药罪。而当他将炸弹扔向警车时，他就犯了爆炸罪或是故意伤人罪”。

　　“袭警背后是无视法律”

　　赵忠文的行为首先触犯的是妨碍公务罪，“而类似的事情在我们周围并不少见，”在马军看来，工商、城管、卫生监督等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遇到的反抗管理的行为都属于“妨碍公务”，只是程度不一。他认为，频繁发生的“妨碍公务”事件，是因为很多公民无视法律的习惯。

　　回看广南袭警案，马军心中有个疑问：“赵忠文是否清楚自己的行为是在犯罪？自己犯了多大的罪？”他解释说，我国提出依法治国的历史也就是几十年，因此要求公民都有强烈的法律意识，那是不客观的。他说：“由于法律意识淡薄，造成无视法律的事情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大家不以为然。”他举例说，在交通指挥中，“红灯”和“警察”都代表了法律，但在有警察的路口，交通秩序明显好于只有红绿灯的路口。“很多人无视红灯的存在，更无法意识到，这就是无视法律。一个人走路时尚且会有无视法律的行为，那他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会如此。”

　　在马军看来，有无视法律习惯的公民，如果遇到与赵忠文相同的情景，也会有可能爆发的情况，“这就是近来北京、云南等地一系列袭警案发生的深层原因”。

　　“说到底是观念问题”

　　当执法者与被执行者之间发生矛盾时，结果有两种：执法者用强硬手段制服被执行者；违法者暴力反抗执法者的处罚。要解决好执法过程中的矛盾，就要调整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那就是一个执法大环境的问题，“说到底就是观念问题。”

　　这种观念需要普及法律来树立。普法不是只浮在层面上，而是要对特殊对象有针对性地进行。比如对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地区，如何进行法律的普及和教育，“我们在乡镇一级都有执法机构，他们掌握辖区各户人家的情况，那就应该依据其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普法教育。”

　　“赋予警察更大的处置权”

　　“法律应赋予警察在面对特殊情况时有更大的权限。”马军提出。他认为，首先在法律法规的制定上，应将妨碍公务罪具体化，更有针对性，比如袭警罪。同时，赋予警察在面对特殊情况时有更大的权限。在我国，警察在使用武器时有严格的限制：当违法者有可能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时，经过警告，可使用武器；当违法者对警察本人可能造成危害时，警察可用枪进行自我防护。但在实际中往往很难掌握这个尺度。“当然配套措施也要跟上：提高警察队伍的素质、加强对警察权力的监督。”他相信，有了法律法规的保障，提高了民众的法律意识，如广南袭警此类事件将会减少。(春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