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都市垃圾村里的拾荒者：风湿病是家常便饭

　　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的兴丰垃圾场被誉为“亚洲最大、世界最先进”的垃圾场，每个月第三个星期六，市环卫局便会组织群众去参观这个新式垃圾场，垃圾车、铲车有序作业，已填埋的垃圾被塑料膜覆盖，这里没有拾荒人的存在。

　　然而，如果你出奇不遇地来到垃圾场，你会发现有一群穿着桔黄色荧光衣、头带怪异帽子的拾荒者，拥簇在垃圾填埋区，他们勾着腰，在潮湿而又令人作呕的垃圾上，像苍蝇

一样盯住有用的垃圾，捡入蛇皮袋中。

　　你若再沿着垃圾场入口靠右走，到路灯底下，你就能俯视到这些拾荒人的“领地”——不到1平方公里的山沟里，有五六十个窝棚，地上污水横流，苍蝇乱飞，间或有一些小孩追逐打闹。

　　2年前，一名刘姓的湖南老板把他们带到这里“安了家”。附近村民把这里叫作“垃圾村”。当记者问及对这一称呼的看法，来自湖南益阳的54岁的老杨笑了笑说：“他们喊我们垃圾村，我们就跟着喊垃圾村，本来就是垃圾村。”

　　风湿病是家常便饭

　　垃圾村的人都以拾荒为生，每天他们爬上小山坡，走向垃圾填埋场，他们捡完了一个填埋场，接着去下一个。现在，他们爬上山坡还要走20多分钟的路程才到新的填埋场。

　　为了节约时间，他们天不亮就起床，做好了中饭，装入保温杯，中午就在垃圾场吃饭。“还有什么味道，早就习惯了，最开始也吃不下。”老杨说。他们有的晚上“上夜班”，戴着有手电的帽子，天不黑就上山，天亮才回来。

　　“别人上夜班，我可受不了。我年纪大了，腿脚也不灵便。”老杨今年54岁，把家里的田租给别人种就和老伴一起出来，他的儿子也在外面打工，他说：“老子打老子的工，儿子打儿子的工，各混各的饭吃。”

　　然而，令老杨烦恼的是，他来垃圾场不久就患上了风湿病。“每天脚关节痛得厉害。”一个益阳老乡听老杨说起风湿病，他很认真地说：“我保证这里面100个有99个有风湿病，你下次可以带点风湿膏来卖。”

　　老杨关节痛的时候，一般去镇上买些膏药贴，“也没那么多钱买，痛了才贴膏药，花的都是辛苦钱啊”。有一次，老杨治感冒就花了200多元。而来自衡阳的老王还患有皮肤病，“手痒得不行”，看一趟手，他也花了差不多200元。

　　垃圾场湿气重，风湿病是家常便饭，但要遭遇了

　　10月30日早晨，记者打电话给垃圾场一位拾荒者，他告诉记者：“昨天垃圾场压死人了，被压死的是益阳人。”记者还未从其他方面核实这一消息。

　　老板和厂方(垃圾场)都为安全事故伤透脑筋。现在，每个拾荒者都必须带安全帽、穿荧光衣，而且必须在插了彩旗的安全区域内工作。但，对于身体健康的保护几乎没有，为了防晒，他们把安全帽和捡来的草帽缝在一起，组成了灰色和橙色交错的“铁草帽”，他们的手套都是捡来的一般工匠用的白棉线手套，但他们从不戴口罩。

　　对于这些危险和伤害，衡阳来的老王说：“我们都习惯了，没什么。”而益阳来的老杨则说：“命要紧，车要来了，隔老远我就跑了。”

　　老板是主心骨

　　拾荒人遇到意外事故，老板一般都要“管一管”。刘老板就给了姓王的女拾荒者5000元医疗费。老板既是这群漂泊在外的拾荒人的主心骨，也是他们的经济收入的来源。

　　在兴丰垃圾场，所有填埋场的拾荒权都承包给了刘老板，也就是要去垃圾场拾荒，必须经过刘老板的同意。刘老板则通过独家低价收购拾荒人捡来的垃圾，再高价卖出，赚取其中的差价。

　　但这与工厂里工人与老板的关系又不一样，拾荒人自由劳动，多劳多得，也有不参加劳动的权利。“除了身体不舒服，一般人都不会闲着。”老王说。每天把捡来的垃圾过磅，刘老板按已定的价格记账，每个月结算一次，给他们发“工资”。

　　“一个月一千五六(百元)没问题，多的时候有两千，不会比工厂少，而且都按月发。”记者采访老李时，他正从一本捡来的《武林传奇》中转过神来。他说的是夫妇俩一个月的收入，他们年轻，眼疾手快，合作默契，“有的人只捡一种，但我们什么捡，老板要的都捡，比如膜、铁等等。”他说，他们夫妇俩一个月花三四百元，每月能“积千把块钱”。

　　工资是他们生活的唯一来源，但每月发工资时，他们还要被扣除一笔“管理费”——刘老板向当地村委租下了那片搭窝棚的土地，他们要在那里住，就要交钱给刘老板，一般100块，少的时候60块。碰上填埋场作业空间狭小，或者有领导检查、市民参观，他们不被允许上山，下雨天他们一般也不上山。有时一个月有1／3的时间不能上山，这时刘老板就把管理费降低。

　　此外，刘老板还提供简单的入职工具，如每个加入垃圾村的新人，首先去刘老板那领取安全帽、荧光衣。如果有空余的窝棚，他们就自己随便挑一个，略作修缮；如果没有，刘老板会提供木料、铁丝，自己再去垃圾场捡上塑料毡，新的窝棚马上就产生了。

　　有些人是不用交管理费的，那就是刘老板指定的“队长”。拾荒人主要来自湖南3个地方，按地方不同老板指定了3个队长。平时，垃圾场要传达通知，队长便召集大家开会，“但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老王说，他记忆中最近一次会议是在去年下半年。如果一段时间村里的卫生状况太差，刘老板也会让队长通知大家搞好自己室内门外的卫生。

　　村里派系分明

　　当然，队长有时也会维护老乡的利益。去年，一个益阳人被怀疑“偷”了垃圾，当场，他并未否认。第二天，刘老板又来找他，他却否认了。刘老板于是动手打了那人。益阳人都觉得老板打人不对，于是联合起来“罢工”，都不上山捡垃圾。但益阳人的“抗议”并未取得多大效果，被怀疑“偷窃”的益阳人最后被“开除”，而其他人仍照常干活。

　　垃圾村虽小，但并不是铁板一块，就连居住也体现了这一特点。拾荒人主要来自三个地方：湖南邵阳、益阳和衡阳。垃圾村内唯一的砖瓦房是老板的，因为老板是邵阳人，收购、过磅等杂事多交给邵阳老乡来做。垃圾村内，邵阳人被认为是“管理阶层”，他们的房子分布在垃圾村不同地方，如老板的亲戚与老板一起住唯一的砖瓦房，一个负责收购的人员住在益阳和衡阳的交界处，他开了个小卖部。益阳人和衡阳人则分横竖垂直方向居住。

　　来自衡阳的老王说，平时，他一般只找衡阳人玩，“与益阳人不熟”。但同一地区邻里之间，他们就像在农村一样，比如谁家做了好吃的，附近的人也来一起吃，有的端着饭碗跑到别人的窝棚里。

　　这些湖南人多数与老板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而村中唯一的一个四川人则显得有些孤单，这个来自四川南充的彭姓拾荒者风格鲜明，他讲究穿着，“一看以为是老板，皮带上还挂着手机”。过去，与老彭一起来垃圾村的四川人有20多个，后来全部走掉了，就剩他自己。

　　老彭的窝棚与益阳人在一起，记者说想看看他的窝棚，他说不行，“电视上说的，陌生人不能进入”。在一群人面前，他始终没有说出其他人出走的原因，益阳人都爱拿他开玩笑，他也不生气。

　　平日里，要是不能上山，三三两两的拾荒者就聚在一起打纸牌、打

　　村里有个不到5平方米的商店，主要卖些蔬菜。店里有一台电视机，但没接有线信号，山沟沟里，什么台都收不到，只有放一些捡来的碟子。拾荒人都愿意来这里看电视，因为村里只有两台电视机，另一台在刘老板家里。

　　冬去春来，拾荒者在这个山沟里平静地生活了2年多，有新来者，也有离开者，大多数一直坚守在这里。如果这个垃圾场关闭了，他们又要开始寻找新的拾荒地。

　　本报记者　谭翊飞

　　实习生　海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