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421”家庭激增呼唤社会养老机制

　　1对小夫妻该如何赡养4位老人？——我国“421”家庭激增呼唤社会养老机制

　　新华网上海11月10日专电(记者万一、刘元旭、杨金志)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1980年我国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供养比是13：1，1990年是10：1，2003年则是3：1。

　　在这20多年里，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长大成人，并开始养育下一代。于是，由4位老人、1对夫妻和1个孩子构成的“421”家庭数量激增。在这样的家庭里，在职职工供养退休人员的巨大压力表现明显。

　　第一代独生子女成为“顶梁柱”

　　28岁的翁美香所面对的既有“养不起孩子”的顾虑，也有“养不起父母”的担心。

　　翁美香夫妇都是独生子女，2003年从浙江来到上海，开了个十几平方米的小理发店。她的父母和公婆都是退休工人。除此之外，她的爷爷奶奶仍然健在。这就意味着在未来几年内，她和丈夫要照顾并供养6位老人。

　　翁美香常常为此担忧，她开玩笑说：“如果有个兄弟姐妹就好了，最好是有一两个哥哥。”

　　现在，夫妻俩拼命挣钱不仅仅是为了3岁的孩子、为了自己的小家，也是为供养老人做准备。翁美香说，自己对未来没有太多打算，因为“根本不敢多想，过一天算一天”。

　　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421”家庭中的小两口大都经历了“小皇帝”的阶段，而如今则不得不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局面，很多人叹息“压力大”。“我们从‘小皇帝’变成了‘顶梁柱’。”翁美香说。

　　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说，未来10年，我国“421”家庭的数量至少会有上千万个。“421”家庭引发的最主要社会问题就是养老压力。

　　最近一项对京沪穗城市居民的调查显示，35％的城市家庭要赡养4位老人，49％的城市家庭要赡养2位至3位老人。而从赡养费看，35．6％的城市家庭每年花费超过1万元。

　　据上海社科院青少年所的调查显示，有五分之一的独生子女表示在婚后5年内“要事业不要孩子”。根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平均一个劳动人口就要赡养一个退休人员。在“421”家庭里，养老负担只会更重。如果独生子女夫妇的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那么第三代就要面对1对年轻夫妻赡养12位老人的局面。就算金钱上能应付，精力上也难以支撑。

　　“空巢老人”险情频出

　　2005年1月5日，就在我国13亿人口日来临之前，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王汝林的遗体在自家卫生间内被人发现，身边有大量血迹，已死亡多日。警方认定，老人是因为大出血未得到及时救护而死亡的。王汝林的孤独辞世充分显示了“421”家庭和“空巢老人”的潜在问题。

　　在“421”家庭里，由于子女数量少，许多老人处于“空巢”状态，导致险情频出。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独生女高风兰2004年结婚，2005年生下一个女儿。夫妻俩平时忙忙碌碌，经常不在家，几乎没法照顾身体不好的父母。高风兰说，前段时间她的母亲犯心脏病时家里没人，幸好邻居串门及时发现才救回母亲一条命。“除非我变成‘千手观音’，还得有‘分身术’，否则根本就没法照顾好4位长辈。”她无奈地说。

　　根据北京市、上海市近年来的调查，两个城市老人家庭的“空巢”比例分别达到34％和36．8％。

　　全国老龄委最近在大中城市进行的老年人居住情况调查，结果令人吃惊：北京市安德里社区老年人55．63％是“空巢”，沈阳市铁西区康宁社区和太原市杏花岭区锦绣园社区“空巢”老人更是分别高达73．18％和71％。

　　社会养老，从社区做起

　　家住天津的张芳和汪强都是独生子女，自打结婚后，每个周末小两口都会接到老人的电话，叮嘱他俩带着孩子去吃饭。每到这时，张芳和汪强就会很为难。家里有一堆衣服要洗，孩子要有人照料，但又不能不去看老人。即便去看，到底是去张芳父母家，还是去汪强父母家，也是个问题，小两口经常为此发生口角。逢年过节，更是头痛。

　　真正让张芳和汪强头痛的还是两家老人的健康问题。今年8月，汪强的父亲因患肺炎住进了医院，与此同时，张芳的母亲又旧病复发，需要做腿部膝关节置换手术。无奈，张芳和汪强只好分别向单位请了长假，分头伺候两位老人。这对都是工薪阶层的小夫妻，经济上和精神上承受着巨大压力。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袁新立表示，完善社区养老配套服务，能有效解决“421”家庭的养老问题。政府要在社区养老事业发展方面承担主导的责任，把公共事务的权力下放到社区，给社区更多的政策和发展条件，同时更好地利用社会资源，让民间组织参与到社区建设和服务中来。

　　同时，社区要为“空巢老人”提供更多的服务，如：呼叫服务、餐饮服务、钟点工服务、医疗服务、文化娱乐等，形成服务功能完备、形式多样、管理手段先进、设施齐全、网点分布合理、质量上乘的社区服务体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