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老城门的历史印痕 曾阻挡太平军(图)

　　记者李昌建 通讯员付本军

　　武昌九个古城门现在还看得到的只有起义门一座了，系为纪念武昌首义70周年而重建

　　1926年10月，武昌古城垣“拆除令”下达；80年过去，老城门只留文字符号

　　在历史上，我国多数城市是由官府设立的政治中心而形成的，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城墙（以及城门），便成了那些历史悠久的中国城市的主要标志。那么，曾经声名远扬的武汉老城墙，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武汉老城门又是如何淡出人们的视线？

　　武昌城曾为南方重要城垣

　　中国的许多城市是沿江河湖海而兴建的，城墙还担负着一种特殊的功能———防洪。武汉三镇，鼎足而立，夹峙长江、汉江，最容易受到两江洪水的威胁，三镇城墙修筑的时代不同，但均有防洪作用。武昌城西北临江一带，城门特别少，就是出于防洪上的考虑。

　　翻阅历史典籍，武昌城——这座武汉三镇中建城历史最为悠久、历经1700多年沧桑的古城，其往事跃然纸上。

　　武昌有城，是从三国时期的公元223年开始的。那一年，吴主孙权在江夏山（今蛇山）东北筑夏口城，“依山傍江，凭墉藉险”，实为一座形势险要的军事堡垒，方圆仅二三里。

　　南朝时，宋孝武帝于454年在夏口城立郢州，故武昌在那时又称郢城。梁武帝时，梁将曹景宗在紫金山与小龟山北筑石城为军事堡垒，北临沙湖、余家湖，南距郢城约二里。此后，隋文帝于589年废江夏郡置鄂州，改汝南县为江夏县，州、县治所均设城内，故古时武昌又有鄂州、江夏县之称。后来，唐节度使牛僧儒驻鄂州，改建鄂州城，不仅城的范围扩大了，而且以陶甓围城，武昌有砖城自此始。

　　武昌城基本定型于明朝。1371年，朱元璋的大将、江夏侯周德兴增拓武昌府城，将城区扩大到黄鹄山（今蛇山）南，城周约20里，墙体为陶砖砌就，墙高2至3丈不等，环城挖护城河一道，水深1丈多，辟有9个城门：东有大东门，东南有新南门，南有保安门、望泽门，西南有竹欸门，西有平湖门，西北有汉阳门，北有草埠门，东北则有小东门。1535年，都御史顾磷改大东门为宾阳门，改新南门为中和门（辛亥革命后改为起义门），改望泽门为望山门，改竹欸门为文昌门，改草埠门为武胜门，改小东门为忠孝门。清光绪年间，湖广总督张之洞又在中和门和宾阳门之间增辟一门，称通湘门。

　　这些城门位于现在的什么地方呢？年过七旬的“老武汉”、武汉文史界知名人士张诚杰教授，谈起来如数家珍。

　　1920年代初，一名上海籍摄影家在武汉采风期间，拍下的当时武汉一座城门的照片。门洞上方文字是：行人靠左，车辆慢行，不要拥挤，不要滞留。（资料图片）

　　东北部的忠孝门，在如今小东门；宾阳门在古城正东，位于今大东门立交桥处；东南部的起义门位于今首义路；保安门在古城正南，今保安街附近；望山门也在古城南面，今解放路南端，武昌造船厂东门附近。文昌门位于古城西南，今武昌造船厂北门附近；平湖门是古城西门，今平湖门水厂附近；汉阳门在古城西北，现武昌曾家巷附近；武胜门是古城北门，在今积玉桥得胜桥街口；通湘门，设车站于门外，以通湖南，故址在今紫阳路东端，靠近武昌火车站。

　　明代的武昌城，里巷阡陌，衙署丛集，府学、贡院、文庙等文化建筑遍布，文人学士荟萃，俨然是一座政治中心，为当时南方的重要城垣。

　　汉阳城屡次毁于战火水灾

　　汉阳是一个真正的古名，它使用了1400年。隋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因当时的汉津古城位于汉水之北，按我国自古以来地名的命名原则“山南水北为阳”，遂改名“汉阳”，沿用至今。

　　唐朝初年，唐高祖李渊对武汉的行政建制在隋朝的基础上稍稍作了一些改变：原江夏郡改为鄂州，州治设在江夏县（今武汉市武昌区），下辖5个县；在长江以北设置沔州，下辖汉阳、汉川两个县，沔州州治设在汉阳县（今武汉市汉阳区），并将汉阳县以及沔州的行政机构都一起从蔡甸的临嶂山下迁到龟山南麓的凤凰山（又称凤栖山）下。

　　与此同时，唐朝地方官员开始筹建汉阳城。其城址位置东临长江，北倚凤凰山，南接鹦鹉洲，西濒汉水。汉阳城周长为1072丈（约3.6公里），建有8座城门，东为迎春门，南为沙洲门，西为孝感门，北为汉广门，东南为朝天门，西南为汉南门，西北为下汊门，东北为庆贺门。这一城建格局影响深远，直到今天，汉阳以显正街为东西轴线，其东端人们习惯称东门、古楼东，两厢则称为南城、北城。

　　北宋时（1122年），江河大水泛滥，汉阳城毁于水患。直到元末明初，汉阳因此一直没有城廓。

　　明朝初年朱元璋平定楚地后，汉阳知府程瑞重修汉阳城，其地理位置仍取“东南临大江、西北跨凤栖”之势。明嘉靖三年，汉阳城周长约2.5公里，设城门4座，按东西南北分别为朝宗、凤山、南纪、朝元。城内正街小巷纵横交错，城外与陆路水路相连，交通便利，为明代汉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此后，汉阳城两度毁于战火。明崇祯十六年，张献忠、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先后进驻武昌、汉阳，汉阳城被毁。清顺治十八年，知县曲圣凝、守备董朝禄分别对汉阳进行了维修，将原城墙增高了数尺，并重建了南城和西城的城楼。咸丰年间，武汉三镇又成为太平军与清军殊死搏斗的战场，太平军曾四克汉阳，此时不仅汉阳城被毁，就连西城外不远的归元寺，大雄宝殿、罗汉堂等建筑亦毁之殆尽。

　　清光绪六年，汉阳城重建，其城围计2公里多。在城的东南西设朝宗、南纪、凤山门，北面则凭借了凤凰山这一天然屏障，山外一侧有一座宋代兴建的著名寺庙——兴国寺。从凤山门到朝宗门，当中一道通衢为正街，这就是今日的显正街了。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汉阳知府严舫、知县林瑞枝主持再修汉阳城，并且将东谯楼改为汉江楼，准许百姓登楼眺望长江。

　　汉阳城最后的规制为周长不到3公里，城门有三座，即东边的朝宗门、南边的南纪门、西边的凤山门。三座城门各建一谯楼，东南临江，有水闸，北倚凤凰山。汉口城设堡挡太平军

　　武汉三镇，最繁华的城区在汉口，最有现代化气息的建筑也多半在汉口。然而，在历史上，今日汉口却是汉阳的属地。即使是在明代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口、汉阳两地以河为界后，汉口也一直属汉阳管辖，直到1889年，清政府在汉口设立夏口厅，汉口才与汉阳分治。

　　“五百年前一荒洲，五百年后楼外楼。”这句民谚恰当地表述了汉口的历史。比起上千年历史的武昌、汉阳，只有500多年历史的汉口算是后起之秀了。

　　汉口形成于明代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时，当时还是与武昌隔江相望、与汉阳连为一体的荒洲。明朝崇祯年间，为防止后湖水泛滥，上起硚口，下至一元路，挖土修建了一条堤防。挖土筑堤，堤后便形成了一个深沟，被起名为玉带河。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驰骋江汉之间，清兵十分恐惧，于是就堤基构筑汉口堡。工程在今中山大道一线上展开，堡外挖一条壕沟，开辟包括玉带门、居仁门、循礼门、大智门、通济门在内的7个堡门。

　　1905年，汉口动工修建东起汉口堤角、西至舵落口的张公堤。自建成之后，后湖十几万亩低洼地上升为陆地，这样导致汉口城堡失去了防水功能。而后来，玉带河渐渐淤塞，清末遂拆除汉口堡改建大马路，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大道。今日汉口的雏形就逐渐形成了。

　　武昌、汉阳古城拆除始末

　　拆除武昌古城垣的动议，最初起源于粤汉铁路的兴建。1890年，清政府决定建设粤汉铁路，拆除影响铁路建设的武昌古城垣的提议随之而来。后粤汉铁路建设因资金问题搁置，拆除动议也就不了了之。

　　1919年，湖北省议员陈士英等62名绅士再次联名上书，倡议拆除武昌古城垣，通过拆城修路将城内城外连成一片，从而发展武昌经济，解决当时经济之困。他们提出了城垣存在的五个“弊端”：阻碍交通；检查繁琐，人民出行不便；内外隔阂，有碍治安；空气闭塞，容易发生瘟疫；影响城中商业。不过，由于拆城工程浩大，加之民国之初局势极为动荡，多数议员不赞同陈士英等人的议论，有的议员则尖酸地回应说：“不拆城放屁都不易散去，会闭死人的。”议论纷纷之下，当局反复研究未果，使拆城之议搁置下来。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长沙、岳阳、贺胜桥先后被攻克，势如破竹，兵抵武昌城下。然而，军阀吴佩孚依靠坚固无比的武昌城墙顽抗，北伐军死伤无数而未获成功，只得改变攻城计划，采取迂回战术，先后攻克汉阳和汉口后，于9月16日攻克鄂豫边界的武胜关，使武昌变成一座孤城。吴佩孚军大部撤至河南信阳。在长期的封锁下，武昌守军弹尽粮绝，终于投降。北伐军在历经40多天的浴血奋战后，在10月10日入城。

　　在胜利后的一次会议上，亲睹攻城艰难的郭沫若等，再次提出拆除武昌城垣这一“封建堡垒”的议案。并获得很多人支持。一批湖北籍人士虽不赞同，但围城之痛记忆犹新，也不好多说什么。

　　在武昌平湖门至花堤街的200多米景观墙上，9幅油画的内容就是清代武昌各地段的9座城门，给这里平添几分古朴、悠远。图为当时湖北美术学院教师在墙上潜心作画。

　　1926年10月，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作出了拆除武昌城垣的决定，任命万声扬为拆城委员会主任，并设置武昌城拆城办事处，整个拆城工程由政府招商承拆。但当政府官员到城垣各段实地勘察时，一些辛亥老人纷纷建言力保重要遗迹。当巡查到起义门时，张难先等人激动地说：“动这座城门就是为北洋军阀张目，痛恨辛亥革命！”随行人员尴尬不已。巡视到奥略楼时，石瑛等人表示：此为元代遗址，决不能拆！张、石二人德高望重，政府部门也不敢硬顶，于是这两处终于被保留下来。

　　拆城进展随着时局的变化时断时续，直到1929年，武昌城垣被全部拆毁，护城河也被填平。所拆的城基除主道留作修建马路外，其他地方都被当时的士绅阶层购买建宅。城砖则被百姓取走。武昌城自此仅余城门名字供后人凭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1928年，因大规模改建武汉，汉阳古城垣大部分也被拆除，余下西门及两侧一段城墙也在1950年被拆，如今东门、西门、南门仅作为地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仅留地名延续文化血脉

　　汉口、武昌、汉阳三镇古城拆除后，地名担当了延续文化血脉的使命。

　　在武昌，清末洋务运动中大兴土木、建厂修路，使城市地貌发生较大变化。而过去的大半个世纪，变化就更大了，所以新地名产生的节奏也不断加快。不过，细看武昌地图，武昌古城仍依稀“存留”，如今日武昌中山路基本上是沿着武昌古城的墙基走向拓建而成的，至今仍留有小东门、大东门、汉阳门、起义门、平湖门、保安街、巡司河、新桥等与古城有关的地名。如今当我们漫步在这条宽阔的马路上，看到两旁的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时，深感时代步伐前进之快。

　　汉阳城自1928年拆毁后，1931年特大洪水袭击武汉，汉阳城区水淹1米以上，但曾贯通汉阳城墙东西的显正街，仍为商贾要道。与显正街垂直的东门正街（今拦江路）、西门正街（今鹦鹉大道），则成为汉阳商贸繁华的地区。

　　尽管如此，古城垣的拆除，至今仍令无数“老武汉”惋惜。

　　张诚杰教授说，城墙的范围是固定的，城市却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二者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城墙确实延缓了城市的发展。正因为如此，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不是多开城门，就是拆除城墙，为城市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是必然趋势，无法阻挡。但盲目地乱拆除，破坏了文物古迹，带来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城墙是劳动人民建造的，表现了极高的建筑艺术，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有些已存在了数百年，甚至千余年，代表了各个时代的建筑工程水平，可以为发展旅游和研究工程技术服务。

　　保存了有价值的城墙，势必影响城市的发展，那就只有多开城门，向郊区发展，或干脆在它的近旁开辟新市区，以解决城市发展和保护城墙的矛盾。西安就是这样做的，既保存了历史名城，又开辟了新的市区，使古城与新市区协调发展，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一砖一瓦，一寺一院，一街一巷，一歌一咏，一诗一画，这些历经历史风雨淘洗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栖息着我们民族历史的灵魂，传承着我们民族的精神薪火，凝聚着我们民族的情感气质，是我们民族得以血脉绵延、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更是我们走向未来、实现振兴的‘软实力’。”张诚杰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