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苦命母子引来八方关爱

　　母亲老年痴呆、儿子因股骨头坏死而卧床，贫困的生活与缠身的病痛令儿子几欲自杀，母亲则以“死”相劝

　　一对苦命母子引来八方关爱

　　■本报记者代炜

　　打着补丁的抹布，干巴巴地纠结在胡乱扯起来的塑料绳上；几棵白菜、半个萝卜，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角；锅盖歪搭在锅沿上，锅里盛着已凝成块的稀饭……

　　卧在床上的梁义，倚着枕头翻看堆在床上的一摞报纸，全是旧报。“楼下卖报的是我小学同学，”梁义说，“不定时给我送报来。”旧报也无所谓，反正时间对于他来说意义不大，“我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时间。”家里的家具，基本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产品，唯一有点现代气息的，是一台DVD机，那是不久前别人捐的。

　　疾病能对一个家庭造成多大的打击？当我们“连跑带颠”紧追潮流时，这个家庭还停留在上个世纪。

　　卧床近十年

　　家住中山区海军广场街道的梁义已经48岁了，从1997年患上股骨头坏死以来，卧床已近10年。得病之前，家里就不富裕，父亲1983年因为血管瘤病逝，梁义接了父亲的班来到大连粮食工业总厂工作。“工作就是做肥皂，切条、捆箱。好的时候，一个月七八百元钱吧。”父亲去世不久，母亲刘长芝又因为肺病动了个大手术，右边的肺叶被摘除。两场大病，把本就不厚实的家底抖落了个干净。所以，梁义一直也没搞上对象。“现在想想，多亏没成家，要不然又得拖累一个。”梁义说。

　　为了能更快地过上好生活，梁义拼命工作，每天在单位除了吃饭之外，都站在生产线上。几年之后，梁义的腿开始出现浮肿，关节也开始隐隐作痛。“那时候以为是风湿，贴块膏药就没事了。为了年底的那点奖金，工作我是一天也不敢落下。”到了1997年年底，梁义突然发现自己的腿不听使唤了。“到

　　母子两人相依为命

　　刘长芝早已退休，1999年梁义因为在家养病也下岗了。两个人每月只有不到600元的收入，而各种药费就要花去近500元。家里最多的，就是各式各样的药盒。“吃了多少种药不知道了，我这病疼起来真要命。开始的时候，大把大把地吃止痛片，后来止痛片没效果了，只能改吃新药。这新药太贵，不敢多吃，疼得受不了的时候，才吃那么一片。”

　　人说养儿防老，可在刘长芝这里，她的愿望是能给孩子“养老送终”。这么大岁数，照顾卧床的儿子本就不易了，可雪上加霜上的刘长芝又被查出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和小脑萎缩，每天还要吃治疗精神分裂的药品。“这都是愁的啊，”梁义说，“有时候她坐在那里就掉眼泪；有时候自言自语，不知道在跟谁说话；有时候刚才发生的事，她转眼就忘了。”

　　就这样，一对患病母子，相依为命，苦苦地挨着生活。

　　八方救助

　　“谁愿意过这样的日子？”梁义时常想一死了之。“那就一块儿死吧。”刘长芝的话不多，却斩钉截铁。每当梁义绝望时，刘长芝便如此“劝”他。

　　就在这个家面临崩溃的时刻，海军广场街道和海军广场派出所拉了母子俩一把。“街道联系部队每个月给我们家送粮食，派出所组织这一片的老板们给我们捐款。”梁义说，“邻居对我们也非常好，常常接济我们。这样的帮助不是一天两天，好几年了。可以说，我们娘俩的命，都是他们救的。”

　　前几天，街道召开救助贫困家庭的会议，请梁义去讲话。“说什么词，我琢磨了好几个晚上。街道书记用轮椅把我推上台，可一上去，全忘了，一句话也没说上来。”为了这事，梁义上了好几天的火，“好不容易有个表示感谢的机会，我怎么就这么笨呢？”“好好活着，下次再说吧。”刘长芝端着盆热水进来，要给儿子的腿做热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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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躺在床上却想着他人

　　■本报记者常婷

　　本报讯家住中华路街道永安社区的李世军身患强直性类风湿，经济困难，生活不能自理。但是他心里却想着别人，给予别人希望。

　　今年41岁的李世军13岁那年患上了强直性类风湿，19岁的时候无法自由活动，两腿溃烂，生活不能自理。医生断言，他最终将像一个扁担一样，全身强直。

　　昨日，记者看到了李世军，他的脚踝比普通人的大腿还要粗。由于身体强直，他连睡觉都不能正常躺下，只能依靠支撑物让身体成为一条直线。对于李世军来说，生活充满了困难，连上个厕所都要小心翼翼。从19岁到现在，李世军已经20年没出过家门，可在他的脸上，看不到半点痛苦的表情，他总是紧紧抿着嘴，偶尔微微笑着。

　　“为什么我会得这种病？”李世军不愿意向命运低头，开始啃起一本本中医书籍。在李世军的房间，随处可见医学书籍，李世军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看书上。为了掌握针灸要领，李世军拿自己身上还没有溃烂的后背和双手当实验地，靠在床上一遍遍找穴位。他高兴地告诉记者：“我已经能用针灸来缓解我身体的疼痛。”现在，李世军最大的希望就是能站起来，当医生，挽救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