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教性工作者戴安全套被疑纵容暗娼合法化

　　专家回应称干预不是将暗娼合法化，没证据表明干预后卖淫嫖娼数量增加

　　本报记者陈辉实习生周淑芬

　　教“小姐”戴套，就等于纵容卖淫嫖娼、使色情业合法化？11月28日，本报推出的《“不戴套，没有性服务！”》报道两天来引起了社会各界激烈争论。在搜狐网就此事开设的

“PK台”上，8500多名网友参与讨论，有叫好者，也有不少质疑声音，支持与反对者各半。广州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人员此举到底有何利弊？本报记者特意采访了市民、“高干队”队员、医学界人士、法律界人士、社会学专家等各界人士。

　　事件回放：疾控人员教“小姐”戴套

　　今年10月11日至13日，40多名来自夜总会的“妈咪”参加了由广州市疾控中心主办的“娱乐场所防治艾滋病同伴教育员培训班”，通过互动知识讲座、分组讨论以及游戏等多种方式，系统地掌握了艾滋病、性病防治以及女性

　　而今年以来，疾控中心还特意成立了一支由疾控人员为主，还有性病防治人员、妇幼保健人员、卫监所管理人员等专业人士组成的“高危人群艾滋病干预工作队”（戏称为“高干队”），到试点区扮嫖客摸查娱乐场所，向“小姐”们派发艾滋病健康手册和安全套，并教她们如何劝嫖客同意使用安全套。

　　争议一：关于举措利弊

　　支持者：“小姐”也是弱势群体

　　有网友指出，艾滋病的扩散和蔓延已呈加速之势，这将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不可承受之重。忽视艾滋病防治，我们将付出巨大代价。如果片面地只从法律、道德层面来解读此举，等到大家的税钱、养老金、医疗保险等不得不被挤占用来防治艾滋病的时候，恐怕哭都来不及了。如果法律把公众置于危险之中，那就不是良法；如果政府的管理忽视了公众的利益，那就不是良治。大家别再掩耳盗铃了，面对现实吧！

　　采访中，也有不少市民认为，艾滋病的防御是防艾人员的义务，在他们无力阻止卖淫现象存在的情况下，保护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就显得更具有人性的色彩，总比那些光说而没有实际行动的人强十倍。再说卖淫女也是弱势群体，社会应当帮助她们，引导她们。对参与防艾工作的工作人员和义工致敬！

　　反对者：“高干队”像“妈咪”帮凶

　　持反对意见的网友认为，此举实在有纵容卖淫行为的嫌疑！他们不像话，防艾人员有必要这样吗？本来是从事一项高尚的工作，这样做反而像是在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他们应该协助警察端掉淫窝。

　　持反对意见的市民则表示，“高干队”队员更像“妈咪”的帮凶，他们懂“行话”，劝“小姐”用安全套，免去了打胎、治疗性病的麻烦，这样可以帮“妈咪”更安全地赚更多钱。而且，“高干队”还教小姐揣摩客人心理，“带套能延长时间”，这不都成“劝嫖专家”了吗？既然疾控人员有那么多专业知识，又有那么多智慧，既然能贴身奉劝“小姐”们戴套防艾滋病，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些精力用在奉劝“小姐”们洁身自好、放弃卖淫呢？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市疾控：没“堵”好不妨“疏”

　　面对种种不同声音，广州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科科长徐慧芳很坦率地说：“其实从我们工作一开始就有各种质疑，一个公安部门的人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们这样不对，应当向我们举报。’我们也一直感到困惑，举报卖淫嫖娼是我们的义务，但如果举报了，卖淫现象并不能杜绝，她们换个地方照样营业，我们就再也找不到她们了。我想这是堵与疏的关系吧，在‘堵’没有很好的效果时，不妨先做些‘疏’的工作。”

　　“高干队”的先锋队员张周斌曾经扮过嫖客摸查娱乐场所，甚至在教育卖淫女时曾被挑逗，他对自己工作的态度很明确：“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在履行我的工作职责。国务院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已经明确了针对高危人群开展安全套推广计划，没有质疑的必要。我在面对她们时，我只感觉她们是我的服务对象，我们是平等的，她们也确实非常需要我们提供的健康保健知识。我虽然没有直接劝她们放弃卖淫，但讲课中，我也会告诉她们这样做的危害，高危行为次数越多，感染艾滋病及性病的几率越高。”

　　专家：不得已的务实之举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院长、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唐小平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公布的全国及广东省艾滋病疫情数据中，有一些危险信号，如性传播途径所占比例的增加、女性感染者比例的增加，都提示艾滋病有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过渡的趋势。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通过宣传教育又无法杜绝卖淫嫖娼现象，那在她们中推广安全套的使用，是不得已但很“务实”的举措。

　　在卖淫女中推广安全套防治艾滋病在国际上也有成功的先例。唐小平介绍，在1990年时，泰国和南非的艾滋病感染人数都达到了1%，十几年过去了，南非的感染者人数已达到20%，而泰国色情业仍很发达，但艾滋病感染人数却仍保持在1%。这么大的差别，原因就在于泰国推行了“全面安全套计划”，泰国的总理甚至亲自出面宣传。

　　正在广州参与学术活动的中科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预防艾滋病首席专家曾毅教授也表示，给性工作者进行艾滋病防治教育和发放安全套不需再争论，干预不是将暗娼合法化，更不会鼓励卖淫嫖娼，没有证据表明干预后卖淫嫖娼的数量增加。“不管有没有发套，会去嫖娼的人照样会去，不去的人还是不会去”。

　　争议二：关于部门职责

　　目标不一矛盾出现有社会人士认为，造成目前这种局面，与公安和疾控部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有关，疾控中心要实现的政策目标是防控疾病，而公安机关要实现的政策目标是治安秩序的稳定，目标不一致难免会出现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两部门不能各自为战，而是要通力合作，协调立场。以预防艾滋病为例，就必须站在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看待防控疾病的问题，鉴于卖淫嫖娼一时难以根除，从实际情况出发，从“以人为本”的观念出发，就必须将疾病防控作为优先目标。

　　双管齐下有何不可

　　采访中，也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专业人士提出，看待这一问题应该转变观念，两个部门的工作并不存在冲突。公安部门作为执法机构，用法律的手段制止卖淫嫖娼行为，而疾控部门从预防疾病的角度出发，推广安全套，其实是疏导的方法。两个部门各司其职，双管齐下，减少卖淫嫖娼的危害，有何不可。

　　不如民间团体牵头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蔡禾在接受采访时提出，政府有责任预防疾病，也有责任打击卖淫嫖娼。因此由政府牵头进行高危行为干预，再由政府扫黄打非，会令其处境尴尬，颇有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感觉。因此，高危行为干预与其政府出面做，不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者以政府资助的形式，让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牵头做，可能效果一样，但于情于理，更说得过去。

　　争议三：关于法律空白

　　职务保密法规有空白

　　疾控人员在向性服务工作者推广安全套时，通过摸查及直接接触，掌握了大量娱乐场所从事色情业的资料，他们该不该向公安部门举报？如果公安部门要求疾控人员提供“小姐”信息，他们可否为“小姐”保密？但如果提供了，疾控部门今后推广安全套的工作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矛盾该怎么解决？

　　法律界人士认为，在一些国家，这种矛盾是可以解决的，疾控人员或医生等，出于工作的需要，可以为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保密，但在我国“职务保密”方面的法规尚有很大的空白。

　　疾控人员有举报义务

　　华南农业大学法学院邓定远教师介绍说，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卖淫嫖娼在我国还是违法行为，疾控中心的行为尽的是预防职能，但其也有举报卖淫嫖娼的义务。不过，如果说对方的卖淫行为公开化并且在此前已经被处罚过，对方的身份信息也是公安机关提供的，甚至在公安机关的配合或要求下向这些人推广安全套，就不存在知情不举报了。但如果对方长期卖淫并且没有被处罚而还向她推广安全套，就有纵容的嫌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