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归来房子“丢”了

　　2米高的两根房梁，搭放数块木板，这就是村民杨万明两个儿子的“床”。如果不是记者亲眼所见，简直不敢相信，两个幼小的孩子每天要爬到2米高的房梁上睡觉。杨万明是涡阳县标里镇东杨村农民。11月9日，他告诉记者：“我们夫妻外出打工，房子被村干部强行拆了，现在只好借住在弟弟家。”

　　 在东杨村，像杨万明一样房屋被迫拆迁的农民达到34户，时值入冬，甚至还

有6户农民拆迁后无房可住、无处安身。这一切，都源于东杨村“两委”干部的拆迁冲动和违规上马的商业街开发项目。

　　地处偏远的东杨村和众多村庄一样，并无任何优势而言，距离镇街道有5公里。在没有外部资金支持的情况下，2003年底，村“两委”干部突发奇想，搞中心村建设规划，开发商业街。此项目规划占地26亩，涉及34户村民的房屋、院落和宅基地拆迁合并。

　　2004年3月，标里镇党委、镇政府召开党政联席会，并下发正式文件同意此规划上马。此时，该项目规划既没有上报国土、建设等职能部门审批，也没有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会议讨论、通报。

　　2004年3月，村干部开始“动员”农户拆迁。对征用宅基地，按每亩10000元标准补助，房屋拆迁每户数千元不等。即便如此，由于没有资金支持，村干部玩起了“空手套白狼”的把戏：先把规划好的商业门面地块按间出售，每间价格在10000至16000元不等。对回迁的34户农民，没有给予任何优惠，他（她）们也要按同样的价格再“买”回自己的宅基地。可笑的是，由于拆迁补偿费打了白条，回迁户只能在回购宅基地时通过抵扣、才能“拿”到自家的拆迁补偿。

　　村干部如此作为，自然遭到了拆迁农户的反对。拆迁伊始，20多户农民开始联名向上级政府反映，至今问题还未得到解决。但是，由于大部分拆迁农户的反对，加之资金等因素困扰，东杨村的商业街项目目前也是举步维艰，陷入两难境地。

　　“我就如兔子一样，连窝都没有，以后再也不回家了。”村民钱万法至今还记得儿子离家出走前说的一句话。钱万法告诉记者，按规定他拆了旧房想在原址翻建，可是村干部不同意，强迫他在规划区内出高价买地建房，他实在拿不出这笔钱。如今。老房子拆了，新房不让建，他只好借宿别人家。在县城上学的女儿，双休日回家也没地方住。两个儿子各自谈了对象，感情处得很深，但因没房子，两个未来的儿媳先后和儿子分了手。村民杨万明说，他在广东打工，去年春节回家，一下子找不到家，房子“丢”了，后来才得知家是被村干部给扒了，村里给他的拆迁费和宅基费只补助了6000元。可是，就这6000钱拿不到手，要等到买新宅基地时“抵扣”，现在要想重建3间房，还得拿出4万元买宅基地，实在买不起。

　　村民杨万星说：“我的父亲杨友荣失去宅基地后，没房住，一气之下喝农药自杀了。”就此事，记者找到了标里镇党委书记李向前，他的解释是，杨万星父亲的去世，在拆其房子之前，和这事没关系。但杨万星说：“我家的房子是3月5日被村干部扒的，因没房子住，我的父亲4月15日一气之下喝的农药，在医院一直昏迷，没抢救过来，4月26日去世了。”

　　由于村“两委”负责人不愿接受采访，记者在涡阳县委宣传部的帮助下，得以听取了标里镇党委、镇政府负责人对此事的解释。他们说，这一项目用地26亩多，沟塘河占地16.57亩，坟地0.36亩、老宅基地9.73亩。大部分都是河滩地，当时村民大部分都同意，村里和村民签有协议，对村民收费是因为要搞基础设施投入。至于有的村民没地方住，村里已经安排，但他们不愿意去，房屋的拆迁费标准都是按城市的最高标准给的。

　　对此，村民们反驳，大部分拆迁户村里根本没安排住所，只有极少数农户给安排了。

　　因村民多次上访，目前，标里镇也感到事情“严重”，镇里成立了调查组，调查报告认定：1.群众反映此建设项目未报上级批准情况属实，2.村里低价买高价卖问题存在，3.该项目实施时未经村民会议同意，村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

　　由此，镇党委、镇政府决定给予村支书杨万涛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村主任杨万玉通报批评。但是，如何解决无房农户的过冬问题、如何妥善处理这个“烂摊子”，目前，标里镇党委、镇政府尚未拿出解决的办法。

　　就此事，记者采访了省建设厅、省国土资源厅有关领导，他们说，征用宅基地对外出售，应报国土、建设等部门审批。占用农民宅基地后，在规划区内对农户宅基地应占一补一，拆迁房屋应依法补偿，具体补偿标准按国家、省相关政策执行。县政府职能部门应对此问题进行查处。本报记者王明存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