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幸福指数”的思考(上)

　　新东西

　　近年来，有个词汇在我国的媒体传播中和实际生活中多了起来，叫做“幸福指数”。

　　事情的起始，大概是在1970年的不丹王国。这个国家的旺楚克国王提出了一个“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也翻译成“全国快乐指数”，包括四个要素：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2004年还在这个国家开了一次关于建立世界“幸福指数”的国际会议。

　　2005年4月，我国的深圳把“幸福指数”列入了“城市文明指数”；2006年初，西安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大力提高全市人民的幸福指数”；杭州、上海、北京也开展了类似的工作。2006年10月，在石家庄市政府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时任市委书记、市长的吴显国向社会诠释了包括孩子能上学、毕业有工作、安全有保障、交通不拥堵等市民的“幸福指数”。

　　2006年9月12日，国家统计局负责人说：今后中国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此言一出，引起了广泛的网络议论和社会议论。

　　好东西

　　“幸福指数”是个利国利民的好东西。

　　首先，它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相一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

　　整个社会要和谐，当然绝大多数公民就要有幸福感。如果一个地方，许多人在那里感觉不大幸福，甚至很不幸福，那又何谈你那里的社会是和谐的呢？

　　再则，在我国“幸福指数”的提出和受到广泛关注，恐怕是对前些年搞“GDP崇拜”的一种反拨与矫正。所谓“GDP崇拜”，就是片面强调生产总值而不关注、忽视乃至无视生态平衡、民居环境、老百姓日常生活等方面。结果是：在一些地方，或带来注水的数字，或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给经济发展带来隐患，“生产总值”上去了，人民大众的幸福感下来了。那当然是不好的，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难东西

　　“幸福指数”，又是个不好掌握的难东西。

　　首先，“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幸福不幸福，如何物化？怎么量化？

　　有的人，一个月有一两千元收入就感到满足和幸福；而有的人，腰缠万贯、十万贯、百万贯，却感到不幸福甚至很痛苦，你怎么去衡量和判断呢？

　　一个安贫乐道的君子，与一个贪得无厌的赃官，他们的幸福标准有着天壤之别！孔夫子评论和赞美他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从另一个视角看问题，“幸福指数”，又一定带有它的物质性和可衡量性。比如一个城市，污水满地，臭气熏天，交通拥堵，盗贼肆虐，市民们的“幸福指数”就绝对的低！

　　那么，你的环保、交通、社会治安等等各个环节，哪一个不可以量化了来追求和衡量呢？

　　不大好干而又可以干，干好的确又不容易，故而谓之“难”。

　　杨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