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者和旅行者的权利

　　象征，拙政园黄昏

　　吴亮

　　收到梅丹理短信：“十五日下午在巨鹿路见面好吗？当天晚上在作协咖啡厅有一个朗诵活动。”咦，好像他对上海比我还熟门熟路，居然作协作协的。梅丹理，那个喜欢坐地板上的高个子美国人，对美国对华政策没有丝毫影响力的中国通，讨厌战争讨厌布什的民主党人士，赤着两只巨大的光脚丫子，用流畅的汉语向我努力解释《周易》可不可以翻成英语，以及不懂汉语的西方人如何照样谈论伟大的《周易》……梅丹理是严力带来的朋友。那天严力送给我一本自选集《事物是它们自己的象征》，书名源自金斯堡的一句诗。我一向很在意别人引用过的格言啊诗句啊乃至无关紧要的话，无关紧要更易于让人产生敬意。比如，就在同一本书里，为严力写序的另一位美国人诺曼斯班瑟还转引了鲍勃·迪伦(又是美国人)的一句话：“你不必像气象员那样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刮。”牛仔箴言啊，率直，朴素，满不在乎，它俨然就是风本身。

　　此刻写作的桌子上方，是一幅洪磊的作品，摄于1998年苏州的黄昏：残阳如血，苍茫、静谧、杳无人踪的死寂，亭台楼阁的墙缝里渗出诡异的超现实主义流血！暴力、谋杀或洗劫的现场见证，也是起义、镇压或革命的现场见证，流血分裂成了两个对立体系共用的象征物：是野蛮的象征，复仇的象征，祭祀的象征，忠诚的象征，密谋的象征，纯洁的象征，新生的象征，剥夺的象征，献身的象征，篡位的象征，弑君的象征，强权的象征，恐怖的象征……有时候来历不明的流血(意外的血迹)词义模糊，仅是一种暗示与悬疑：但它可以通过解释者(侦探、证人和渊博的考古学家)把我们引至某一无人之处，它和解释者合谋劫持了我们如同象征劫持了事物。

　　1994年10月去了一趟苏州，张隆与我同行。王林的一位朋友在苏州开了家照相馆。“是哥几个的活动据点。”王林说。我们在照相馆二楼见面，很北方的几个汉子，或坐或站，不吭一声，只抽烟。那阵势有点像地下交通站。后来一起喝酒，就着街头买来的苏锡卤菜；中间聊些什么已经没有印象了，惟一记得的是“干了干了”……杯里乾坤小，壶中日月长，一直喝到最后一抹阳光从窗玻璃上消失。

　　房间忽然变冷，王林建议去外面逛逛，“旁边就是拙政园”，大家晃晃悠悠来到街上……啊，我无意写小说，哪怕是小说体，甚至也谈不上什么历史回忆。就像霍布斯鲍姆说的，他写《帝国的年代》的目的不是告诉人们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如果人们想对历史有更多了解，可以去查阅数量庞大的文献资料。霍布斯鲍姆是为了对历史给出一种解释，即过去的各方面生活怎样合乎逻辑地联系在一起的。而我不是。我的目的仅仅是：对过去所有生活的回忆是如何在写作的一刻，非常偶然地联系在一起的。稍微和柏格森的意识流沾点边，只是我的意识流既不那么混乱也不那么费解(顺便向乔伊斯和福克纳脱帽致敬)。我无意于专门去写一个什么上海，那个上海对我一点都不重要，它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当马可·波罗向忽必烈介绍他游历过的几十座城市时，其实只是在描述惟一的一个威尼斯罢了。马可·波罗明白，惟一的一个威尼斯无法单独描述，它必须被拆解为不同片断，一个一个分开来，分成许多个虚拟的城市。

　　拙政园的黄昏！洪磊的照片唤起了我对拙政园的回忆，在微醺之间，词语的滑动之间，图像的类比之间……那天黄昏，拙政园和狮子林之间(又是之间！)的白墙小巷里挤满了金发碧眼的外国游客，他们把摄像机镜头伸进当地居民大门敞开的房间，那些凉椅、竹床、茶壶和蚊帐，东方威尼斯奇观，当代马可·波罗的拍立得日记，水之城，不设防之城，平面之城，花园之城，拥塞之城……若干年后，我给洪磊写的第一篇评论题目就叫《梦中的历史后花园》，拙政园，留园，太和殿东回廊和西回廊，紫禁城的黄昏……我和他看到的拙政园如此迥然不同，谁更接近真实？也许都不真实，压根不存在什么真实。一切被观察物的状况报告取决于观察者的条件和工具，测不准原理的一个著名发现。

　　1995年，我偶然在一份报纸的世界博览版读到一则消息，一位名叫夏勃奈的87岁老艺术家，居住在蒙马特小镇，那儿可以眺望全巴黎。可是现在，小镇被全世界蜂拥而至的游客塞满，静谧安详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夏勃奈带领他的邻居拒绝旅游巴士进入蒙马特，一举获得成功。可是，执著的观光客热情不减，他们搭乘缆车，或者干脆徒步上山。当时我就在思考：巴黎属于巴黎人民，还是属于全世界人民？就像苏州属于苏州人民，还是属于全世界人民？那些靠旅游业为生的蒙马特居民是不会站在夏勃奈那一边的，艺术家怎么啦，为游客画肖像就不是艺术家，卖些小风景画片的就不是艺术家？当然，假如我居住的那条街有天变成了露天集市，整天挤满五颜六色的人，我也会发疯。一想到免不了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事不及己才夸夸其谈，我很沮丧。

　　我不喜欢上海的理由之一，倒不是觉得上海的人太多，而是几乎所有

上海人都抱怨上海的人太多，却从来不认为自己多余。我是极少数认为自己比较多余的人中的一个，所以我很不喜欢上海人的那种操性。有一次我独个儿在八达岭逛，突然涌过来一帮上海人，麻雀一般，连男人们都叽叽喳喳。他们效率很高地拍完照片，呼啦啦就走了。我突然对他们产生了感激之情：他们的效率，他们拍照时的流水作业精神，我没有看到他们中有一个人站在烽火台上极目远眺，大发思古之幽情。北方男人爱玩虚的，动辄吟诗题字大江东去北国风光浪淘尽秦皇汉武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什么的。我一直记得丰子恺1970年前后在上海拍的一张照片：中式棉袄，粗呢帽，微笑着站在长乐路长乐坊他的家门口(离我现在写作的房子只有一箭之遥)。我可以想象出他面对的那个依然动乱的世俗上海，可是我难以想象他那一瞬间的内心景观，那是即便亲临缘缘堂虔诚寻找丰子恺行踪的旅行者都无法窥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