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峰：中国奢侈品消费人群达到总人口13%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北京

　　去年10月，法国最具代表性的奢侈品品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趁着150年庆典，将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专卖店扩建到1800平方米。开业那天早上11点，顾客已经排起了长队，其中不少黄皮肤、黑眼睛的亚洲人。为了更好地为顾客服务，路易·威登不少分店都雇用了讲汉语的店员。这一状况在纽约的第五大道也屡见不鲜，纽约的路易·威登专卖店在修葺之时，门外挂着告示，请购买者到某某街的另一家店购买的告示，而文字竟是中文。

　　这些一般人可能不会在意的细节，在张志峰眼里看来全是讯号，全是商机。

　　剪刀布头当玩具的男孩子

　　张志峰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家中几代经商，父亲是茶商，赚了钱后就开很大的百货公司，当地颇有规模的爱民商场，原是他们家的。解放后，先是公私合营，再到“文革”，父亲被划为“资本家”，关进牛棚。原本养尊处优的母亲现学了一点缝纫手艺，独自担起养活全家老小的重任。

　　住房被没收了，一家八口挤在8平方米的屋子里，一住就是十几年，家里除了母亲讨生活用的一台缝纫机，也放不下什么其他的东西了。张志峰睡觉的床头紧挨着缝纫机，从小就认为这是属于自己的玩具。“还没有记事起，就开始学着做衣服玩，逮着那些面料啊，布头啊，做一些小东西。”

　　原本养尊处优的母亲，因为心灵手巧，加上当阔太太的时候经历过、见识过，懂得时髦与优雅品位，她做出来的衣服总是跟别人不一样，很快赢得了口碑。“那个时候衣服样式比较单一，外面一定是以军装为主，要不就是黑、白、灰。但是女人天生爱美，里面的衬衣可以用点脑筋，翻一些小花样，做点小饰物。我母亲很少给别人做一模一样的衣服，她总琢磨着换个领啊、换个袖啊，很普通的衣服也给你做出味道来，回头客比较多。”

　　张志峰打小学裁剪，刚有了一点手艺就开始打扮自己的4个姐姐，那会儿几个姐姐谁也不稀罕他给做的衣服，她们谁也没想到，这个从小玩针线剪刀的弟弟，有一天会成为国际知名服装设计师，等她们争着想穿他亲手设计裁剪的衣服的时候，他却一点也抽不出空了。

　　母亲有6个孩子，张志峰是老幺，性格却是老大一般，重情义，肯担当，是家里的顶梁柱。东北的冬天呵气成冰，他每天上学放学经过母亲的裁缝铺子，看见母亲戴着棉手套，前面裁掉一截，露出冻得红紫的手指头，在那儿做零活，他就一阵心酸。他每天早上送母亲上班，晚上再把母亲接回家，学习之余就帮着打零工。18岁，张志峰主动放弃读大学，自己开起了裁缝店。

　　改革开放的活化石

　　“我母亲以前开的还算是‘黑店’，到了我这一代，就是正宗有执照的了，我是当地第一个拿到个体营业执照的。”改革开放初期的牡丹江，第一批只批了5个个体户，张志峰是第一个吃螃蟹者。那时他家中刚刚盖了新房，东家借几十，西家借100，借了五十多户人家，房子盖完，家里欠下了4000元，在1981年的东北，这是巨款。

　　好在当时做个体户不需要什么注册资金，家里新盖的房子又解决了店面的问题，张志峰的裁缝店开张了，生意很好。1980年代初，各种新思想、新流行进入国门，中国人的衣着打扮也“开放”起来。“做喇叭裤做得最多。我裁喇叭裤的技术还特别好，一剪到底，就收5毛钱。那时候喇叭裤特别火，都要排队的。大家不太关心面料，除了棉布就是涤卡。”但张志峰还是愿意超前一步，他专门跑到上海进一些东北见不到的布料，公交车舍不得坐，就凭一张地图、两只脚板。

　　脑子活，人缘好，张志峰什么都赶上了第一拨儿，第一拨个体户赶上了，第一拨出国潮赶上了，第一拨边境贸易也赶上了……“我算是敢于冒险的，当地我们家安电话也是第一批，第一批的信用卡，我也敢办。我是非常典型的改革开放的活化石。”

　　当时民间的边境贸易刚刚活跃起来，“两国老百姓自己在走动，以物易物，那时候还不太合法，也不犯法，反正就是民不遮，官不究，属于打擦边球。”不少“老毛子”看上了张志峰做的衣服，后来甚至批量地订购，张志峰则跟他们交换一些国内看不到的上好的毛料和呢料。他是中国最早做皮草皮夹克生意的，服装款式、制作手法，前苏联“老毛子”是启蒙老师。

　　前苏联给张志峰积累了殷实的第一桶金，最全面开花的时候，他的公司旗下涉足十多个产业领域，光酒店就有3家。当小裁缝的第4年，那时人们还没有什么品牌意识，张志峰就开创了自己的品牌“东北虎”。张志峰因为虎头虎脑，从小就被人叫做“小老虎”，直到现在，去牡丹江，或者去他曾经就读过的长江商学院，说张志峰，没人知道，一说老虎，大家都认识。就连国际时尚圈，也只知道中国有个“Tiger Zhang”。

　　与香奈尔比邻的中国奢侈

　　张志峰在北京的办公室，位于顶级尊贵的东长安街一号东方广场，他的隔壁，是香奈尔，再隔壁，是老牌时尚杂志《VOGUE》的中国总部。清早这里有一场模特面试，走廊里偶尔瞥见脚踝细长、瘦骨嶙峋的女郎绰约走过。

　　为了让“东北虎”进入国际时尚之林，张志峰走过一段艰难的路。

　　“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帮人做代工。对方拿设计、拿面料，我负责加工。这是我们公司初级发展的一个阶段。见得多了，就知道差距在哪里，我们的产品有什么问题。刚开始都是他们拿设计来，拿面料来。之后慢慢我们也设计，他们认为好也用。慢慢他们就不带设计，叫我们设计。到最后我们设计，我们生产，卖给他们之后，他们再卖的价钱就不一样了。到了美国价格可以加到3倍到5倍，到了欧洲可以加到5倍到8倍。这么大一个差价被他们赚去了。我要突破，怎么办？自己到美国去开公司，自己去卖！”1988年，张志峰带着几个人，去了美国和欧洲。

　　刚开始，到处碰壁。其实美国和欧洲很保守，皮衣和皮草行业对外封锁非常紧，外人很难打入。只能去自由市场做批发，找合作伙伴。在巴黎、法兰克福参加国际展览会，成天也接不到一个定单。那是张志峰最难的一段时候，有充足的资金，也有不错的产品，就是找不到突破口。

　　“跟对手比你的产品不差，你的做工也不差，问题在于我们不懂包装，展台不漂亮，灯光也暗。第二年我就改啊。第一年我租1个摊位，第二年我租3个摊位，请了模特门口站着，还专门招了几个老外帮我做接待，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他们那里叫展览会务经理。”老虎自嘲自己长了个“外交胃”，哪国的饭都能吃得下，哪国的话都能说上一点，哪国的规矩都能很快摸到门道，适应能力特别强。到了1990年，坚冰慢慢融化了。

　　做了20年服装生意的张志峰不再满足于给国际服装品牌做代工，也不屑于买个三文不值两文的“洋品牌”回来挣快钱，他想把打有“中国设计”的中国本土品牌，打进国际奢侈品市场。现在，他手下的设计团队，不光有中国人，还有俄罗斯人、美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

　　“买奢侈品牌，其实是买历史，买文化沉淀，对欧洲文化、美国文化了解得越多，对祖国越热爱。咱们中国，随随便便一个‘凤’，一挖就是5000年的历史，再一个‘云锦’，一挖就是1500年。”

　　老虎把这些中国传统元素放到自己的设计中去，时尚芭莎生活奥斯卡的慈善晚会上，NE·TIGER一件晚礼服“凤衣”，镶嵌了哥本哈根紫色俱乐部的顶级皮草和施华洛世奇的璀璨水晶，拍出166666元高价，被张朝阳和周迅共同拍得。

　　国际奢侈品管理咨询公司总裁麦禧德曾预言：20年后，在奢侈品王国的中心——巴黎也会看到中国的奢侈品品牌。这个时间表恰恰跟张志峰曾经的一个公开宣言暗合，他说过：NE·TIGER的目标是15-20年后进入世界奢侈品牌之林。他不止一次在展望未来中国奢侈品市场走向的时候透露这种雄心：“黎明已经来临，太阳即将升起。谁先升起，谁就是太阳。”

　　我最不提倡奢侈品的昂贵

　　人物周刊：中国现在购买奢侈品的是什么样的人群？

　　张志峰：在中国，奢侈品的消费阶层绝不是单一阶层。只有一种市场，只有一种阶层，这是对中国奢侈品消费的错觉与误解。我认为有这么几大族群：一是传统的“蓝血贵族”，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奢侈品消费的象征人群；二是新成功人士，他们是中坚力量；三是中产阶级，他们正在成为奢侈品消费市场的主体；最后一类则是还在成长中的奢侈品“梦想阶层”，以城市年轻消费群为主体，尚不具备真正的奢侈品消费能力。

　　随着历史变迁，“蓝血贵族”已经凤毛麟角。但奢侈品所要传达的生活态度深深镌刻在他们的骨血里。举个例子，1970年代，36岁的荣智健在经历“文革”下放劳动8年之后，只身前往香港与荣氏族亲会面。他的香港亲戚惊讶地发现，荣智健的手上居然还戴着一块“百达翡丽”的手表。

　　中国经济持续20多年高速成长，先富阶层与中产阶级快速壮大。中国目前的奢侈品消费人群达到总人口的13%，约有1.6亿人。巴黎百富报告则指出，中国已进入奢侈品消费初期，中等收入阶层家庭6年后将达到1亿个，户均拥有资产达到人民币62万元。

　　人物周刊：作为亚洲时尚联合会的中国区主席，您发表过一个“亚洲奢侈品宣言”，提出要实现中国奢侈品的“复兴与新兴”，“新兴”好理解，“复兴”怎么讲？

　　张志峰：在2004年底香港的一次论坛上，古奇(Gucci)总裁明尼科·迪梭说过这样的话：“在众人心目中，奢侈品总是和欧洲联系在一起，亚洲的奢侈品品牌现在还不可想象。”

　　但其实，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凯撒大帝曾对一种有着精美花纹的丝织品如醉如痴，它们就产自遥远的中国，古罗马人将中国丝绸奉为上流社会和贵妇的奢侈品。另一种广为推崇的奢侈品就是中国陶瓷，伊斯兰民族用中国的大青花瓷盘作为盛宴必备器皿，非洲人将中国瓷器装饰于宫殿寺庙，其广受尊崇的程度决不亚于今天的路易·威登和古奇。

　　在陶瓷和丝绸之外，中国的苏绣更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上个世纪初期，中国苏绣名家产品在美国的售价大多高达上万美元。还有，中国的云锦、中国的玉器、中国的景泰蓝、中国的名茶名酒、中国的紫檀都是举世闻名的奢侈品。

　　但是中国的封建经济耽误了中国的奢侈品品牌的诞生，几乎所有奢侈品的生产乃至工匠都为皇家垄断与御用，加之资本主义刚刚在中国萌芽就被扼杀了，中国几乎与工业革命无缘，因此中国的奢侈品生产未能企业化与品牌化。我们的奢侈品扬名后往往以出产地域来判断其品阶，比如和田玉、钧窑瓷。在西方，这些高档奢侈品是由一个个家族品牌来代表的，如卡地亚(Cartier)之于珠宝，万宝龙(Mont Blanc)之于高级书写工具，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之于皮具。而在中国，很多伟大工艺的创造者往往隐没于“乾隆御制”或“江南织造”之中，没有被世人提升到其应有的艺术地位和产业地位。

　　人物周刊：中国近几十年来一直崇尚节俭，奢侈与中国人似乎无缘，您如何定义奢侈？在中国发展奢侈品有什么意义？

　　张志峰：很简单，以法国为例，法国人将奢侈品产业比作“法国的另一艘航空母舰”。即使在法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奢侈品产业也一枝独秀，每年为法国创造120亿欧元的巨额产值。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法国奢侈品起源年代平移到中国，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的“康乾盛世”，中国是当时东方最强大的帝国，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中国的陶瓷、丝绸、刺绣、玉器等均创下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我们追求奢侈品文化的兴隆，实际上是在追求国力的强盛。

　　至于对奢侈的定义，我认为“奢侈品”具有5大特性：梦幻性，极品性，稀缺性，昂贵性，引领性。其中我最不提倡的是昂贵性，我觉得国人应该从简单的“logo”消费中获得提升。

　　人物周刊：国际上对中国纺织服装业诟病最多的就是我们的“仿名牌”，您对这个怎么看？

　　张志峰：我有我的观点，我的观点是相互学习。说远点，中国的唐朝就是世界的时尚中心，全世界流行的晚礼服都是学的中国。

　　法国《纺织周报》采访我，他们的记者挑衅说“中国不太尊重

知识产权，设计都是拷贝我们的”，我说“你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我点了3个名字他就不说话了，迪奥(Dior)、古奇(Gucci)，和伊夫圣罗兰(YSL)的3位法国最有名的设计师都要用很多中国元素、中国概念。贾里亚诺(Dior首席设计师)把中国的戏剧脸谱都搬到台上，古奇把清朝的服装几乎都快用完了，汤姆斯·福特(原YSL首席设计师)也是用龙、凤图案，包括中国旗袍。我说,“你们到中国来，就叫采风，我们把你们的拿回来，就叫拷贝，这是不合理的。”

　　人物周刊：大女儿在英国圣马丁学服装设计，将来你会让她继承你的家族产业吗？

　　张志峰：也许，但我更希望她作为中国未来的时装设计师，创自己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