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一行长4年挪用储户存款1113万余元

　　屡伸黑手只为“潇洒走一回”

　　他年仅32岁时便升为银行支行的行长，平时，他对上司、员工和客户十分大方潇洒，不仅经常请吃请喝，还自掏荷包请员工和重要客户去到全国各地游玩。

　　他在武汉和北京结交了一些特殊“朋友”，每周去北京玩两三天，飞机只坐头等舱，酒店只住五星级，每晚在娱乐城一掷千金。

　　他慷慨地送给“朋友”们名表、金项链、钻戒，带着“朋友”玩遍了国内旅游景点，就去马尔代夫、马来西亚、欧洲15国。

　　他在汉口买一套房子专门用于“朋友”聚会，买3辆汽车自用或给“朋友”用。

　　在这些表面风光的背后，他的黑手却一次次伸向储户，4年挪用储户存款1113万余元，至今仍有858万元还没追回。

　　琢磨请客送礼黑手伸向储户

　　荣涛今年35岁，此时正在武汉洪山监狱服刑。他1993年大专毕业后，进入中国银行武汉蔡家田储蓄所工作，1996年8月，任蔡家田储蓄所主任。

　　“当时人年轻，想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早点搞出成绩，得到上级的赏识。我就经常用自己的工资请同事吃饭、潇洒，给储户买些纪念品来吸存。很快，不到一年，我把自己的储蓄花了个精光。”这是荣涛归案后所写文字交代中的一段话。

　　1997年4月，当了半年所主任的荣涛结婚成家了，为了尽快把工作搞上去，他把眼光投向了身边储户的存款。荣涛用的是先冒名挂失后支取的方式作案，他先查到储户宋某的账号，私自写了宋某的空白挂失申请书，很快办妥了挂失手续。7天后，他将宋某的原账户销掉，将10余万元全部取出。

　　拿着钱，荣涛首先是搞“福利”，他到汉正街批发了一大堆香皂、洗衣粉、床单被套等物品，分发给同事和部分上司、客户，还给所里买了一台饮水机，一共花了4万余元。

　　为防止穿帮，荣涛对宋某说，这10万元他帮忙申请了免税，到期时来找他。1998年4月，存单到期，荣涛又以高息为诱饵，从亲戚朋友处骗了10万余元，凑足本息还给了宋某。

　　染上“特殊爱好”花钱快如流水

　　“挪用第一笔资金后侥幸过关，我心里一直很紧张。一直到1999年12月底，我没有再动过储户的钱，因为一直很害怕，总是觉得不保险。”荣涛写道。

　　但实际上，由于荣涛此时染上了“特殊爱好”，他的这种“内省”很快就被击得粉碎。

　　1998年上半年，荣涛从互联网上发现北京有个“同志圈”聚集点，他很好奇，就乘飞机去了一趟北京，按照网上提供的电话找到了一个叫老金的人。“他在北京接待了我之后，我就在北京呆了两天，觉得很新奇，就有所期待，总想再去。”

　　去北京找“朋友”玩，仅往来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荣涛自己的钱实在不够花。

　　1999年上半年，中国银行储蓄系统电脑升级，荣涛在学习操作中发现了电脑软件的漏洞―――可以在电脑中直接更改储户的存款资料，将存款提前支取。

　　荣涛再次伸出了黑手。他利用上述漏洞，一次取走储户江某280万元。

　　此后，只要中行的电脑系统升级，荣涛便寻找新漏洞，先后用克隆存折后取款、新存折换旧折等5种方法，陆续挪用14名储户的800余万元存款。

　　每当储户的资金快到期，荣涛就开始打下一个储户的主意，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来防止事情败露；为防止客户提前取款穿帮，他许诺储户能免税或高息，这样，提前取款的客户都会提前给他打招呼。

　　人前挥霍显摆挣足光鲜面子

　　“在银行工作期间，我看到客户有大把的钞票，非常羡慕，为了在朋友面前有面子和派头，尽量挥霍显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荣涛说。

　　受“特殊爱好”的诱惑，2001年底开始，荣涛每周都要飞一趟北京，周四或周五从天河机场出发，周末晚或周一回武汉，坐的都是公务舱或头等舱，来回一趟机票一般在3000元以上。他在北京的消费主要在两家五星级大酒店，每晚的房费都在1500元左右，有时一住就是4晚。

　　晚上，他和“朋友”到北京一些顶级娱乐城消费，仅包房费就在5000元左右，加上酒水等，花费都在1至2万元左右。

　　荣涛在北京广交“朋友”，在一些“小朋友”身上每人就花了20余万元，给“朋友”买名表、金项链、钻戒等也花了数十万。

　　他喜欢在卡宾等专卖店买衣服，每次去了都购物，买条裤子也在2000元左右。

　　北京的“朋友”来武汉看刘德华的演唱会和任贤齐的演唱会，都由荣涛出钱购买每张1000多元的贵宾票，住的是五星级酒店总统套房。

　　“2003年8月份，我和北京的‘朋友’乘豪华游轮去长江三峡，住的是两间总统套房，光房费就花了4000美元，吃喝娱乐大约又花了6万元。我多次和朋友去西藏，每次花费都在10余万元。国内的哈尔滨、海南等都玩遍后，就去马尔代夫、马来西亚、欧洲15国等地。”

　　此外，他还在汉口某小区购买了一套房子，专门用于和“朋友”聚会；买了3辆轿车，方便“朋友”用或自用。

　　升职不快郁闷疯狂花钱发泄

　　“挪用了储户300万元后，我已经养成了大手大脚挥霍的习惯，就像有惯性一样，手就停不下来了，只好继续挪用……”荣涛说。

　　他挪用的钱，除了满足“特殊爱好”的花销外，还安排员工和重要客户去云南、海南、九寨沟、西藏等地旅游，都由他用赃款埋单。

　　为了揽存，荣涛给重要客户送单价1280元的数字电视机顶盒转换器，一买就是60个，给客户送高档纪念币，支付许诺的高息……

　　2004年8月，蔡家田分理处升级为蔡家田支行，时年32岁的荣涛成了行长。但他仍不满足，他认为自己工作一直积极主动，能力强，“但领导却对我的工作成绩视而不见，迟迟得不到重用，我心里一直不平衡。在挪用公款和挥霍中，我找到了发泄……”荣涛在交代书中说。

　　他经常几天不在行里上班，同事根本不知他的去向，“我们是员工，领导的去向也不方便问。”他的一些部下都说，而他的上司，因有电话联系，很难察觉他的去向。

　　办案人员发现，荣涛结婚后，只向家里交过水电费和少量抚养女儿的费用，他的工资都由自己支配，他的妻子、父母都有不错的工作和收入，直到案发后，家人才知道他挪用公款的事。

　　2005年初，武汉市新洲区反贪局在查处一起案件时，因取证找荣涛谈话。荣涛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当即交代：“我对不起组织的培养，这些年，我挪用的公款大概有1000余万元吧。”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查明，荣涛共挪用公款1137.7万元，其中有858.3万元不能归还，因有自首情节，从轻处罚，一审判刑15年。一个月前宣判后，荣涛没有提出上诉。

　　据《楚天都市报》

　　（编辑：徐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