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卡讨薪：这是怎样心酸的谦卑

　　[新闻回放]据《华商报》昨日报道，1月17日上午，30余名农民工来到西安市阎良区邮政局门前，将一张张贺卡寄给拖欠他们30余万元工资的陕西省第八建筑工程公司。贺卡上写道，老母亲又病了，老婆在邻居家又借了1000元，让我早点回去还上，可是我身上连路费都不够，又不能给老婆说，希望领导收到这张贺卡后还钱吧。贺卡最后不忘写上“祝你猪年发大财”、“祝你快乐”等祝福语。

　　首先是感动，都说农民工素质低，这样的农民工素质低吗?如果是一个处于优势地位的强者对弱者表现出某种宽容大度的礼节，这不算什么，因为他有足够的资本施舍“宽容”;但如果是一个处于弱势地位、遭遇不公待遇、利益被无理剥夺的弱者，能用一种非常礼貌、节制、带有人情味的方式去与对自己不仁的强者沟通，就非常不容易了。干完活拿不到血汗钱的农民工，能用“贺卡”这种充分尊重欠薪者的礼貌方式讨薪，很有点“你不仁，我不能不义”的道德反躬意味―――弱者竭尽所能地表现谦卑的道义，更反衬出处于强势地位的欠薪者的不道德。

　　然后是为“贺卡讨薪”的农民工感到委屈。干活给钱，欠债还钱，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干完活却拿不到应得的工钱，居于法律和道德制高点的农民工，完全可以理直气壮、毫不留情、得理不饶人地去直接向包工头讨要工钱，何必要绞尽脑汁地想着花样儿去讨薪，何必表现得如此谦卑和低声下气?不要说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民工，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遭遇欠薪时心情也不会如此平静?一个等着工钱给老母亲治病、给儿子交学费、给自己娶媳妇的农民工，当自己辛苦一年的血汗钱被无良工头拖欠时，何以表现出如此理性、礼节和人情?

　　其实，反观农民工讨薪现实就不难理解―――不少地方农民工在寒风中爬上塔吊讨工钱的行为，动辄被扣上了“影响公共安全”的大帽子被加以处罚;农民工讨要工钱时行为稍微过一点，动辄就会进入欠薪者所设的“法律陷阱”，有理变得无理;不少地方都出台了政策说是要打击农民工的“恶意讨薪”，讨要工钱天经地义，不先去制裁“恶意欠薪者”，倒先管起处于弱势一方的讨薪者的“恶意”来!

　　如果说跳楼、堵路、绑架等极端方式讨薪是过度非理性讨薪的话，那么以贺卡的礼节方式讨薪，则是一种谦卑、低声下气的过度理性的讨薪方式，是农民工在长期的讨薪经验沉淀的一种无奈:当法律维权的成本过高时，当政府的各种清欠规定效力有限时，当法律对农民工非理性讨薪的打击比对欠薪者的打击更积极时，本来理直气壮的被欠薪者，只能表现出这种“过度理性”。

　　显然，在现实法律错位中，如何让本应理直气壮的讨薪者不战战兢兢，谦卑而过度理性?不过，农民工以贺卡这种礼貌的方式能讨还他们的薪水吗?

　　曹林

　　（编辑：赵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