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以何种方式做善事

　　“孩子是无辜的”

　　“啥意思呢？我是不是得罪谁了？孩子是无辜的，怎么能这样写呢？”看到报纸上的“负面新闻”母亲徐红红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消除这些影响”，网络多带有“仇富”色彩的评论，更让她惶恐。

　　跟深圳众多年轻父母一样，在女儿出生时，徐红红便为她量体打造未来，只是面对“造星”的质疑，她更坦然些。她认为女儿是块唱歌跳舞的料，“其实我不知道我的教育方式对或错，但我就知道，我教育我的孩子没错吧？”

　　2004年6月30日，仅2岁半的王则天在

中央电视台演唱原创歌曲《海鸥》、《懒惰虫》崭露头角后，一发不可收。如今，刚过完5岁生日的她拿下了100多项金奖，并成为一连串艺术大赛和8个童装品牌的代言人。在母亲的陪护下，王则天频繁亮相于媒体。《鹏城之花》一篇文章称:“王则天不仅是深圳，也是国内年龄最小、上镜率最高，获得金奖数最多的小演员、小童星……”

　　王则天的钢琴盖上压满了奖杯，板材有些凹陷。她同样不堪重负，母亲描述说，一个月中有一半时间是在空中飞来飞去，“如果接单的话，一个月有15天拍广告，而我没怎么接。大型节目呢，只要是公益的，电视台的我都参加。”但这些都不是王则天的本意，“我讨厌化妆，讨厌穿新衣服。”她说，“为什么要捐助他们？”

　　“因为他们很可怜，他们的父母都下岗了。”母亲回答。

　　“下岗是什么呢？”

　　与小童星衣食无忧的童年相比，在深圳，贫困生童童拥有的是一个15平方米的家——母女俩住在这间由公共厕所改造而成的房子里。从晚会现场回来，她一路埋怨母亲，“不用你去给人家看。你开心啦，我呢？好在低着头，如果抬起头一下子就看到我了”。

　　母亲从小教导女儿“不要跟同学说家里的事，同学们会看不起你”。这次，她意识到是个错误。

　　晚会上，另一个来自深圳的穷困生小美则哭了。她是附近一所中学的初一学生，父亲失业，母亲多病。靠低保金度日的家庭，本可以申请减免学费，由于担心女儿在学校被同学瞧不起，一直没敢去填表，负债至今。

　　她害怕被同学认出，加上生性自卑，捐赠仪式后，她走到父亲身边哭了起来。但第二天，小美还是被同学认出来了，有人用彩笔画花了她的衣服，她为此一天没吃饭，也没搭理父母。这种状态持续了三天。1月14日，父亲找到园岭社区妇联主任李曼萍，提出以后不再接受捐助，“自己穷，穷就穷，万一孩子要是出了什么事，谁担当得起？”这位父亲叹息说。

　　李曼萍认为，深圳穷富孩子之间的心理落差，来自身边的环境，“包括社会和家庭环境”。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深圳又刷新了它的辉煌:GDP增长了15％；全市生产总值5684.39亿元；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567.08元。但贫穷仍是永远无法攻克的高地，反而日渐明显。如今，价值观折射到了校园，深圳校园中的贫富差距现象，居于全国前茅。据调查，在深圳各中学，穷孩子每月零花钱不超50块，富孩子却花钱雇同学背书包写作业，富家女买3000多元的彩妆眼睛都不眨，并且，这些家境差距悬殊的孩子很少能交往在一起。2006年1月11日，本报报道:为迎接家访，深圳某高中女生持刀逼父亲换

豪宅，要求遭拒后离家出走。其父母称18岁的女儿来深后变得爱攀比，一直嫌弃家境贫寒。

　　网友“可爱的大饼脸”在QQ里发帖说:“如果我是穷孩子的父母，我会让他去接受这种捐赠的，因为:第一，从客观上来讲，我们还是确实能从中得到实惠的，这比虚无的面子重要；第二，这也是一个考验的机会。我同样会告诉我的孩子，要对人家心存感激，不管对方是出于什么目的，他确实帮助了咱们，我们不要以贫穷为耻，要不卑不亢才是。”

　　以何种方式做善事

　　徐红红成为这场爱心作秀争论中“被攻击”的对象。一名网友质问道，“5岁的孩子已经知道了捐助的意义了吗？恐怕稍有点头脑的人都能清楚，这孩子只不过是父母作秀的道具。”

　　“我想把所有善的、美好的东西教给女儿，即便楼下收废品的大妈，我见面都主动打招呼。”徐红红说，“晚会上穿华丽的衣服，是出于晚会效果的考虑，重要的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她在用自己的‘利市’捐助了三个穷困孩子。”

　　徐红红认为女儿前途远大。她灌输女儿做一个强人，因而，王则天熟知了十几个国家元首的名字；她希望女儿前途远大，因而，在王则天的理想栏里，永远是“想当国家主席”。在王则天越接近这个年龄的成就顶峰时，母亲的影子越发明晰。

　　“拥有一个良好的品质，则是所有的前提。”这个品质包括:“对工作负责任的态度，对穷人怀存善心。”

　　当孩子们摆在贫富的两极，一方是施予，一方是接受的时候，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多争议？“爱心捐助”晚会主办方中国艺术新星网创办人聂智民事后思索，“小孩子的优越感和自卑感我们无从得知，来自和平县的中学生心态不是很好吗？”

　　“我们是要维护孩子的自卑，一直到他越发封闭，最后无法适应社会？还是让他正视贫穷，面对现实，培养一个良好的心态？”

　　“为什么富人不能献爱心？穷孩子就理所当然得到道德支持？这种心态不仅偏执而且狭隘。”国内民间公益组织——“多背一公斤”发起人安猪认为，“慈善不是一种刻意的行为，最好是本能”。

　　这个目前在国内炙手可热的民间爱心组织，发起于2004年。一个从云南旅游回来的朋友，把路上碰到的支教志愿者和贫穷孩子的故事讲给安猪听，然后他在网上发起倡议，“外出旅游时，多背一公斤书或者生活物品，沿途送给有需要的孩子”。

　　这种单纯而有效的爱心方式被越来越多人认可，“心态是第一位，当你不抱任何目的，而仅仅是帮助一个人时，你就不会对他有任何要求，而这种简单的方式，往往也是最有效的。”

　　“我们的爱心活动从不做任何捐赠仪式，这跟爱心没有关系。”安猪说。

　　聂智民也意识到，“爱心捐助”晚会上让穷孩子上台确实不妥，虽然事情过去了，这场争论留给他的教训是，“物品是其次，重要的是感情上交流，要把被捐助者当成朋友，不能看做施舍”。

　　他准备5月份再组织一次远赴贵州的爱心活动，“直接走进贫困孩子的家里，既让富孩子体验生活艰辛，也让穷孩子得到帮助。”（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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