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朝阳：红包缘何异化为投资与还债

　　本报特约评论员 滕朝阳

　　题由：上海一广告公司白领的徐某为避免发红包，称病躲在家中不走亲戚拜年。据了解，今年大年夜、年初一两天，徐某陆续给长辈和亲戚的孩子发了4000余元红包，把自己一个月的薪水都发光了。

　　在“红包消费”现象中，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事实上，“红包消费”不仅表现在年节时分，也大量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诸如婚丧嫁娶、过生日、生小孩，都免不了要发生“红包消费”。徐某称病不出为躲发红包，但很多人实际上往往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该出的还得得出，该花的还得花。在此方面习俗较浓的地方，人们为了撑面子，甚至于借钱送红包。鉴于“红包消费”负担日重，有人便呼吁抵制“红包消费”；托病不出者，大约算是消极抵制的一种。

　　“红包消费”是一种有着深厚传统的文化现象，在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此种现象也广泛存在。所以，对“红包消费”，恐怕不是“抵制”便“抵制”得了的。在我看来，所谓“红包消费”之害，似乎也没有严重到非“抵制”不可的地步。说到底，“红包消费”一般是发生在熟人之间，而在熟人当中需要发生“红包消费”的数量和频率毕竟有限。因此，“红包消费”现象所具有的正面效应或负面效果，一般都不会溢出熟人圈子这个范围，不太可能在同一时空框架中构成具有较大爆发力的社会力量。

　　不过，从徐某及其他人不堪“红包消费”之重，也可以看出“红包消费”的交易色彩越来越浓，渐有失其本意之忧。在其初衷上，红包往来不过是传递情谊的一种方式和一个载体，原不论礼轻礼重。在送红包者，其本质精神是馈赠，原不指望回报；在回红包者，其本质精神是回馈，原无所谓“当涌泉相报”。现今则不然。送红包之时，即怀着投资之私，想着收回之日；回红包之时，即怀着欠债之心，想着还债之事。如此一来，增进情谊的红包，日益异化为投资与还债，人情润滑剂异化成人情本身，甚至异化为测量感情的尺度、维系感情的纽带。

　　当然，“红包消费”是什么时候、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中落入异化的轨道，值得研究。但其中有一种因素需要格外关注，即“红包消费”事实上存在一种压力型的代际转移。有的家长或许是从前收受了别人的红包，于是在子女成年之后，以种种形式要求子女向他人派发红包。这就很有点“父债子还”的味道，这要不得。再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谊，做父母的不该施加压力，通过子女发红包的方式，来维系自己这一代的情谊，甚或试图使自己的情谊在儿女身上得到延续。

　　“红包消费”是人情世故之一种，即便它现在有些变味，也不可能将它全盘否定，关键在于改变“红包消费”数额上的攀比风气。发红包不就是图个吉利吗？如果大家都奉行只封个十块八块的原则，不要求很多，只图个意头，那么被红包逼出病来的事就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