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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维权8年写下120万字日记 曾向卫生部长下跪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15日08:45 现代快报
男子维权8年写下120万字日记曾向卫生部长下跪
打官司写《官司》,8年维权路让朱鼎龙悲喜交集。快报记者 王彪 文/摄

  著名维权人物朱鼎龙8年艰辛维权历程写成《官司》,稿费全捐公益事业

  这几天,朱鼎龙是忙碌的,因为又是一年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到了,作为一个亲历者、受害者、胜利者,或者一个典型人物,他备受全国媒体关注。

  朱鼎龙写了本书叫《官司》,3月15日,他在扬州新华书店举行全国首发签售仪式。是央视主持人王小丫帮助联系的出版社。

  又是一年3·15,回首八年艰辛的维权之路,朱鼎龙有怎样的感想?昨日,记者在扬州一家餐厅独家专访了这位消费者维权中的代表人物,披露一些鲜为人知的维权故事。

  昨日见到朱鼎龙时,他正在一家餐厅陪出版社的编辑吃饭,朴素的穿着,有些憔悴的表情,最显眼的就是胸前佩戴着一枚3·15的徽章,而在拍照时他也有意突出这个标记,对于3·15,这个朴实的汉子有着特殊的感情。

  昨日,朱鼎龙带着记者在扬州市新华书店签售他的新书《官司》。书店还特意放置了一台大彩电播放关于朱鼎龙带着儿子维权的事迹和艰难生活记录。

  下午1时52分,央视经济频道特地在3·15特别节目中播放了长达15分钟的专题片,全面介绍了朱逊药物致聋、8年维权、赢得社会关爱、安装耳蜗、康复训练、进入普通小学读书的过程。

  当电视播放为朱逊制作的儿歌《我想听到》时,看着儿子朱逊揪着耳朵痛苦挣扎的镜头,这位维权硬汉眼睛湿润了,在场的读者也为之动容。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朱鼎龙已经将自己的全部稿费捐献给3·15维权及公益事业,同时在读者每购买一本书时,出版社还将向公益事业捐献1元钱。朱鼎龙还说,这次出书就是希望给更多的维权者以启示和希望,希望能够激励他们,维权最大的痛苦就是看不到希望。

  朱鼎龙说,虽然那些经历是痛苦的,并且自己也不愿意再去经历甚至回忆和提起,但是看到很多人维权遭遇尴尬和失败,自己很是感同身受,总希望能够给予别人一些帮助,所以才下决心亲自写这本书。

  《官司》一书的内容来源于朱鼎龙超百万字的日记,成稿时50万字,最终修改成30万字纪实作品,“每一行字都是真实的,每个段落都是活生生的经历。”

  捧着《官司》,他哭了

  “1995年9月23日,我的心也被那一针打进了冰窖。在僻静处,我声泪俱下。孩子,你不知道我们对你的希望有多大,可如今已欢乐不再,希望成了泡影,伴随我们的将是苦难和泪水……”

  这是朱鼎龙最早写的一篇日记。朱鼎龙每天用日记写下他的期盼、他的努力,还有他对儿子那份深沉的父爱。而儿子遭遇的那场飞来横祸仅仅起因于一次小小的感冒。

  1995年6月10日,2岁的儿子朱逊因轻微咳嗽到运西卫生院就诊,接诊医生让护士给小朱逊打了一针8万单位的庆大霉素。从那以后,朱鼎龙发现原来活泼的孩子变得沉默寡言,说话的语调也浑浊不清。

  朱鼎龙带着儿子到扬州市最好的医院进行了检查,一个可怕的事实摆在父亲的面前:庆大霉素导致药物性耳聋。听到这个消息,70多岁的爷爷吐血不止,住进了医院。

  朱鼎龙在日记里写道:“那一天是1995年9月23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从那一天起,我们全家就笼罩在难以自拔的……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天天写‘爱的呼唤’日记,我想用我自己的爱保护孩子,从无声的世界、孤苦的世界唤回到我们的世界,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就用爱心天天呼唤。”

  一次又一次地往返法院、聋哑学校,多少趟、多少公里,父亲已经记不住了,只有那厚厚的上百万字的日记本默默地见证着这一切。在煎熬和等待中,儿子长大了,10岁的他仍然只会叫喊爸爸这两个字。而让爸爸最为揪心的是,在无数个漫长的夜晚,他时常看到孩子从噩梦中惊醒,甚至泪流满面。

  “2002年12月27日,今天晚上,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望着逊儿稚气未脱却布满伤痕的脸庞,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悲痛,猛然拉起被子失声痛哭,任凭泪水浸湿了被单。”

  从1995年至今,朱鼎龙一共写下了2800多篇日记,共120余万字,堆起来足有一人多高。

  八年爱的呼唤 ,他写了

  朱鼎龙带着儿子维权的经历真正闻名全国还是缘于2003年央视“3·15晚会”,当时在直播现场,他的故事感动了天下父母,创下了电视传媒最短时间最多人数参与捐助的历史纪录,第二天就收到300多万元捐款,央视有六个频道十几次关注了他和他的儿子小朱逊。

  当时在央视“3·15”晚会上,以朱鼎龙记录了8年的120万字的《爱的呼唤》日记为引子,讲述了他为儿子维权的漫漫历程。当王小丫问是什么力量支撑了他长达8年的维权路时,现场的朱鼎龙不禁泪如雨下地说:“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1999年1月29日,朱鼎龙见到了当时国家卫生部部长,“那天有知情人告诉我部长要来扬州,并告诉我住在哪家宾馆,当天早晨7点多,我见到了部长,单腿跪地,递上一个装满材料的大信封,眼泪直流,说不出话来,部长收下信封,看了材料,让我坐下来。

  后来,朱鼎龙又多次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写信,希望法院能够给予立案,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最终鉴定没有确定属于医疗事故,法院一般不予受理立案。

  1999年5月11日,事情出现了转机,邗江法院收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的信,一条崭新的维权通道被顺利开启,朱鼎龙父子试图通过医疗鉴定讨回公道的努力失败后,终于再次拿起了法律武器。

  为了争取最后一线希望,根据当时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朱鼎龙决定向国家卫生部申请复议。他先后两次致函卫生部。但得到的却是一封卫生部不受理此类投诉的复函。在万般无奈之下,朱鼎龙决定状告国家卫生部不作为,并寄出了起诉状,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朱鼎龙说他最忘不了的人是富有正义感的仪征市政协委员陈宝璋,他是位医生,他在报纸上公开撰文批驳省级医疗鉴定。陈宝璋说:“按理我应该为医生辩护,但人是要有良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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