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包老爷”的一声呐喊（图）

　　去年底，网上和一些媒体都转载了安徽原省委书记黄璜同志发表在《江淮文史》上的文章《包公遗骨迁葬记》。文章的开头就写道：“1984年9月，新闻工作者赵泉同志曾撰写过一篇长篇通讯《包公遗骨偷葬记》，刊登于当月的《合肥晚报》。文中详述了辞世900多年的包公在‘文革’中惨遭‘迫害’的情景及一些曲折的过程，读后令我震惊……”

　　读着黄璜同志的文章，我的思绪跨越时空，又回到了20多年前，想起了我采写《包公遗骨偷葬记》的前前后后——

　　说起这篇文章还要从包河藕说起。因为包河藕消失十多年后又重现，我采访了当时包河公园的党支部书记唐化远同志。因为我“刨根问底”，他又找来了在包河公园工作几十年的包公第三十四代孙包遵元。采访结束，我和包师傅坐在草地上闲聊，我有意把话题扯到包公遗骨的下落上。不料这一问却问出一个惊人的新闻——1973年，位于大兴集合钢二厂的包公墓被挖掘。时值“文革”，极“左”思潮让包公老家的地方官作出一个无情的决定：包公是封建王朝的卫道士，不准回肥东老家安葬。无奈之下，参加挖掘包公墓的包遵元只好将装着包公及其子媳遗骨的十多只木箱子拉回自己家中，在山墙头搭个小披厦，一放就是两年。“总不能让老祖宗死无葬身之地”，包遵元终于在1975年冬秘密联系了几位本家，用毛驴车装上包公及子媳遗骨，上面放上树枝干草，“伪装”运回了包公出生地肥东龙山偷偷埋葬……

　　得到了这样的一条新闻线索，我一连许多天睡不好觉。我为包公愤愤不平，也为包遵元的义举深深感动。为了写好这条新闻，我记不得多少次造访包遵元位于包河街道的简陋小屋。昏暗的灯下我们曾谈到深夜。为了细致了解情况，包遵元陪同我到肥东包村开过座谈会；本报当时的摄影记者李明不但和我一起采访过包氏后裔，还和我一同上山察看了野草中低矮的包公偷葬墓。这样，我写出了通讯《包公遗骨偷葬记》，发表在1984年9月23日本报的《逍遥津》星期刊上。

　　文章见报后引起强烈反响，《北京晚报》、《羊城晚报》等全国十多家报刊纷纷转载，读者呼吁重建包公墓的来信雪片似飞来。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黄璜同志读了《包公遗骨偷葬记》后作了如下批示：“大为（时任合肥市长张大为）同志：据晚报披露，包公墓至今未能迁安，似不甚妥。请你告有关部门抓紧处理，可在包河选一适当地点安葬，费用由省或市承担。”——由此，合肥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重建包公墓，许多人为此付出了智慧和汗水……

　　今天，每当我经过古朴壮观的包公墓，心中都不免生出感慨——我为我们《合肥晚报》和我本人能在那样一个时候为“包老爷”所发出的“一声呐喊”感到无比欣慰！

　　·赵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