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哭墙”祭同胞

　　清明节的天阴沉沉。

　　早晨九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那堵著名的“哭墙”前，起了一阵微微的风。墙碑前的绿色小草，随风轻轻晃动着。

　　73岁的薛裕德老人站在“哭墙”下，小心翼翼地踮起脚来，轻轻地拭去墙上“薛裕贤”这个名字上的浮尘。“他是我大哥。我一年要来看他三次。”薛裕德老人缓缓地告诉记者。他有些费力地蹲下身子，把三炷点燃的香插在墙下的草地上，拜了几拜，很小声地说着什么。

　　一边的杨翠英老人挣脱家人的搀扶，哭拜在墙下。她身前放着两束鲜花，花束上，写着“先父杨学文、先舅杨贤宫”的黄色纸条微微飘动。“杨老，您快起来吧，都83岁的人了。”一边的工作人员过来搀扶。杨翠英伏在地上，把几个小蛋糕细心地堆好，又磕了两个头，才颤巍巍地站立起来。杨翠英眼眶里溢出的泪水，顺着脸上密布的皱纹慢慢滴下。在她身边，曾经勇敢状告日本右翼分子并且最终胜诉的夏淑琴老人正仰头凝望着“哭墙”上自己父母和三个姐妹的名字。她的脚下，两根小小的红蜡烛默默地燃烧着。

　　每年清明，都会有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来祭“哭墙”。而今年，本报记者还带来了一位侥幸逃脱者的特殊祭品：一篇5600多字的《南京大屠杀逃难记》。

　　《逃难记》的作者是今年已经94岁的孙井云老太太。家住在江宁铜山的她本想亲自来，但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她特地叮嘱外孙张伟把《逃难记》交到本报记者手里，希望记者能代替她向那些不幸遇难的同胞志哀。

　　昨天上午，记者在“哭墙”前，把《逃难记》默念一遍，完成了老人的心愿。孙井云和丈夫陈品竹当时在江宁县横溪镇当教师，夫妻俩历尽艰险，终于雇到船只，安全逃到了盐城。在《逃难记》中，孙井云用朴实的文字记录了当时的惨况：“我能看到九架飞机在浦口上空盘旋，接着听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里面土崩瓦解，死人成堆，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不知多少人在那里忙忙碌碌，清理那片废墟，有的扒街道，有的抬死尸，看不到一间完整的房屋……”

　　让人感动的是文中的这样一段话：“12月12日，天刚一亮，我们惟恐不及就坐在小船上，接着又来了两个男人，各出两块钱，要船家带他们到扬州。船家指着我们说船包给他们了。陈品竹说：什么包不包，只要船上好带！招手喊他们上船。”逃难不忘同胞，这是南京人民的美德！

　　“当时的实况，如今知道的人很少了，我把当时逃难的经过写一点供参考，我今年九十四岁，在国难时期经过很多艰险苦难，目睹过人间多少凄惨故事。老年人有必要警告年轻人，要关心国家大事，保卫世界和平。”这是孙井云《逃难记》的结尾，也是清明这天所有祭拜“哭墙”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的共同心声。 本报记者 李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