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极中山站的一千多天

　　4月8日，当杜尚志走下火车，早就在站台等候的妻子迎了上去，一束鲜花、一个拥抱，让南极归来的丈夫感受到了久违的亲人间的温暖——自2005年11月分别后，夫妻俩已经整整16个月没有见面了（图片报道见本报昨日第6版）。

　　去南极前，杜尚志是国家海洋二所车队负责人。1995年、2002年、2005年，作为南极科考队后勤保障组的成员，他先后三次来到世界上最神奇的地方——南极大陆。连续三次的越冬经历，让他成为最富传奇色彩的“南极人”之一。昨天下午，在国家海洋二所，这位在南极待的时间最长的杭州人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热线记者 李名生 报道

　　2005年11月20日，我告别亲人，和所里两位同事一起在上海登上“雪龙”号科考船奔赴南极大陆。12月5日在澳大利亚稍作休整后，12月18日终于到达神奇的南极中山站。此刻，距离家乡杭州已经11000多公里，我时刻在想家里是否已经下雪。

　　先前两次南极越冬的经历让我很快习惯了这边的环境——我们到达时正是南极的夏天（12月16日-次年2月16日），太阳绝不会下山，却是最适合科考队员们忙碌的季节。火辣辣的太阳把皮肤灼得很难受，一帮大男人不得不放下面子，每天搽着带过去的防晒系列化妆品。

　　顶着太阳的两个月很快过去，漫长的黑夜和寒风不期而至。这时，新来的同志会很不适应。

　　没去过南极的人对极夜理解会有偏差——极夜并不是意味着一点阳光没有。即使黑夜最长的仲冬节（6月22日），中午的天空也会有1个多小时的亮光，微弱得相当于城市夜幕降临时分。

　　让我们最感无助的是黑夜中的狂风——为了吃饭，我们要步行10多米从住宅楼走到餐厅。在这条路上，多名同事的眼镜被风刮得无影无踪，最后不得不用绳子拴着，手拉手、肩并肩往前移。

　　站区生活其实不算差，各方面设施也都到位。但受环境影响，队员们都会有种莫名的寂寞感，表现最明显的就是脾气容易暴躁，忍耐性不如从前，性格变得固执。虽然心里明白大家都是患难与共的好兄弟，但一些小事情也会让队员之间产生摩擦。不过，时间一长，大家又会亲如家人。

　　在南极大陆最难见到的就是人，所以见到人后就会激动得手舞足蹈，绝不会因为性别、国籍而有所改变。离中山站1公里左右是俄罗斯的“进步二站”，里面有16名工作人员。过节或闲暇时，我们会相互串门，彼此交换一些蔬菜或干脆来场球赛，相处得如同兄弟般——尽管我们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在南极大陆，人与人之间关系简单、相处融洽。

　　（未完待续，明日本报接着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