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信军道长：事来则应事去则静

　　怎样才算隐士

　　“出家是不是逃避社会责任?”这个问题曾一再被提起,包括最近的“林妹妹出家”。

　　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先要厘清出家的概念。有一学者最近在博客上提出“不要让妻子出家,要让尼姑出嫁”的骇人之论,严肃一点的说法是“让僧侣成为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出家真的仅仅是一种职业,那自然谈不上“逃避社会责任”,而只能讨论社会是否需要这种职业。所以问题其实是:“一种离开世俗的生活是否是逃避社会责任?”

　　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在其著作《空谷幽兰—— 寻找当代中国隐士》一书中说,他常对美国人介绍,中国的隐士很像研究生,他们在攻读他们精神觉醒的博士。很多人在寺庵、道观、儒家书院、大学乃至家里获得精神觉醒的“学士”,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去攻读“博士”。

　　这样的“博士”自然并不仅仅限于皈依佛教的出家人,道教出家人、儒家知识分子,都曾是中国隐士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传说中的许由开始,中国的隐士传统就没有中断过。一方面,他们远离世俗,以寻求精神觉醒,并保护传统不受破坏,另一方面,他们所探求的和保存的又能回馈社会。

　　《空谷幽兰》一书中的“隐士”译自英文“hermit”。该书的策划编辑张顺平回忆说,在翻译过程有友人提出这种质疑,认为中国传统说的“士”是指儒家知识分子,用来指佛道隐修者并不合适。而他的看法是,hermit也许翻译成“隐修者”更合适,但在“传统—— 并不限于儒家传统—— 的修行者”这个意义上也完全可以称为“隐士。”

　　“儒家也好,佛、道也好,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和实践者,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修行,这就是隐士。”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杨姓博士来自台湾。她向记者介绍说,台湾也有不少隐居的人士,甚至有些并非基于宗教信仰,而只是愿意享受独处生活。她的父亲退休之后就进入山中隐居,已经几年没有出来了。但是,像大陆有些山中那样苦修住禅的,在台湾比较少,可能因为缺乏居士供养的机制。

　　在中国大陆,我们所能发现的隐士还是以佛、道出家人为多。到底怎样才算是隐士,或者说出家人如何处理隐居和服务社会的关系?不同的人有不尽相同的理解。

　　在终南山一座茅蓬隐居的正明法师认为,隐居就要真正做到一衣一钵,身无长物,自耕自食。他觉得现在许多茅蓬也不像茅蓬了。因为怕慕名而来的访客,他要求记者不要透露其茅蓬的所在。

　　而登觉法师则认为,二者都是需要的,要根据每个人的因缘去具体处理。他基本上是隔一段时间隐修几个月,然后出来传法和处理教务。

　　“但是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出家人,才能把真正的佛法传承下去。”他对记者说。

　　北京白云观管委会主任李信军道长则用道教的一句箴言回答记者:“事来则应,事去则静。”

　　比尔·波特在书中写道:“中国人一直很崇敬隐士,没有人曾经对此作出解释,也没有人要去解释。”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包胜勇博士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在上个世纪发生了断裂,儒家、佛教、道教都遭到了破坏。现在社会在努力重塑文化共同体,但是从文化角度说,佛教保存的更好一些。

　　“就现实来看,佛教可以说是传统文化最大的活载体。”他说,“比较一下毗邻的雍和宫和孔庙的繁华程度,就看得很明显。”

　　对于那些选择了隐逸生活的人们来说,他们“生活在别处”的人生选择受到了尊重。而至于这种载体如何才能更好地为重塑文化传统、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也许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殷俊/北京、河北、西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