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善行

　　- 冒安林/文

　　两千多年之前，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一文中，针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点，和伯夷、颜回等人善无好报、而盗跖等人竟得善终的史实，提笔写下了振聋发聩的质问：“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耶非耶？”

　　两百多年之前，当亚当·斯密斯离开人世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留下的《道德情操论》这样一本巨作，会是人类文明库中多么宝贵的一笔精神财富。“有智慧和有美德的人乐意在一切时候，为了他那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公共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一句坦诚的论定，促进了西方近代慈善事业的产生。

　　而在今天，质问已有答案，论定已成谶言。人的本性中，所有的同情的情感已经成为阐释道德的基础。亚当·斯密斯用同情的原理来解释人类正义感和其它一切道德情感的根源，来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并以此为基础表明各种基本美德的特征。

　　引发我们体恤同情的是别人的悲苦，催促我们身体力行的是内心的责任，吸引我们永不止步的是公信的秩序，鼓舞我们付诸热忱的是光明的内心。慈善，也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有理由认为，它必将成为消除社会不公和改造人性利己缺陷的有力工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必要补充。

　　我们坚信，对于善行的颂扬，不仅是彰显慈善和财富的正面力量，更是催生整个社会对于个人价值的公平体现和正当评价；对于善行的记录，不仅可用以权衡国人道德情操的正义水准，更可用以佐证自然怜悯情怀的普遍存在；对于善行的评判，不仅能催生感恩情结的理性意识，更能够推动民族上升期间“向善”文化的形成。

　　1976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作系列演讲，主题深远，听者甚众，然其主旨就是一句话：必须保卫社会。而此刻，在《福布斯》杂志宣布退出中国慈善家排行榜评选行列之际，我们深深感到，必须保卫慈善，必须保卫慈善榜，因为它是一个萌芽，一个希望，是初生的中国慈善文化的最幼小却最顽强的生命。

　　有人退出，总会有人加入。我们如今的时代还没有超脱贫富、贵贱和不公而达到不需要再去扬善惩恶的阶段。从这一点来说，不是我们选择了历史，而是历史选择了我们；不是我们在纪录历史，而是历史在纪录我们。

　　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我们必将携手，一路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