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榜背后

　　慈善事业刚刚起步的中国，在社会倡导富人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大环境下，在慈善事业的运作远未十分规范的现在，编制一个慈善榜，显得很有必要，因为它有相当积极的示范意义和引导作用。

　　我们不能因为福布斯撤榜而去鲁莽地认定中国慈善事业之落后，但至少应该承认，在中国社会面临新转型期的同时，慈善事业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还有一定的差距。

　　越是这样，就越需要有慈善榜。

　　三问善款

　　- 本报记者 白晓威

　　慈善事业刚刚起步的中国，在社会倡导富人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大环境下，在慈善事业的运作远未十分规范的现在，编制一个慈善榜，显得很有必要，因为它有相当积极的示范意义和引导作用。

　　对于中国慈善家来说，此前有三个慈善榜有可能列出他们的名字：一个由民政部指导、公益时报编制；一个由胡润“制造”；还有一个由福布斯“出品”。

　　而就在5月7日，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公开宣布：从今年起，取消中国慈善榜。《福布斯》从2004年开始连续3年为中国慈善家排榜，至今已推出3张榜单。这不仅是福布斯进入中国8年来取消的首张榜单，亦是中国有排行榜纪录以来第一次有人宣布撤榜。

　　福布斯撤榜有它的原因，但为什么偏偏是慈善榜？面对社会各界质疑，福布斯中文版市场总监张晓华指出，“我们认为，慈善事业还未成为中国企业家的共识，气候不成熟。”

　　我们不能因为福布斯撤榜而去鲁莽地认定中国慈善事业之落后，但至少应该承认，在中国社会面临新转型期的同时，慈善事业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还有一定的差距。

　　越是这样，就越需要有慈善榜。

　　设问1：为什么不捐？

　　“谁应该慷慨捐赠？”“肯定是有钱人呀！”这个回答可能是多数人内心的真切想法。富人占有大量的物质财富，那些一辈子花不完的钱，老百姓认为应将其进行再一次分配，让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使财富良性循环。

　　从道德层面考虑，透过进行慈善捐赠回馈社会，这是每个社会人的使命。公益事业不仅仅是道德命题，对于身缠万贯的企业富人而言，当他们把金钱揣入腰包之时，也应该有“乐施善捐”来回报社会。

　　但是，慈善是一个社会性事业，仅仅靠富人这个少数群体来承担慈善事业还是远远不够的。据《公益时报》版慈善排行榜最新数据表明，2006年度，中国人均慈善捐赠已超过3.05元。而美国人均捐赠在2005年时就已经达到了870美元。

　　众所周知，美国富豪富可敌国，但是在美国的捐赠报告中显示，在美国历年捐赠的最大来源都是个人捐赠，其中个人捐赠的款项在2005年达到1990亿美元，占美国总捐款额的76.5%，增长率为 6.4%，而公司企业的捐款占到总捐赠额的5.3%，总额为137.7亿美元。

　　今日之中国，财富阶层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觉醒已初见端倪，但在不少企业大行捐赠之举的同时，仍有企业表示出不愿捐赠的观点。首先，有的企业怕捐款后，会招来很多机构向企业索要捐款；第二，由于目前我国人人参与慈善的氛围还没有形成，很多人认为慈善活动属政府行为，主动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少之又少，造成很多想捐款做善事的企业心存顾虑。

　　此外，在对财富阶层的谴责声中，慈善的主要特征似乎被忽略了：慈善并不是富人们的专利。个人化善举逐渐取代有组织的集体行善而占据主流地位，才是成熟的人性化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4月初,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在一次论坛上说：“没有平民，慈善事业做不大，全世界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设问2：应该怎么捐？

　　在推动全民慈善的历史进程中，一些不为人所注意的细节往往成为慈善事业进步的绊脚石。另一层面，出现的多种形式捐赠也使得热心慈善的人们眼花缭乱。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06年重庆抗旱期间，许多市民到处打听重庆市慈善总会在什么地方，冒着酷暑乘公交车两三个小时才找到慈善总会去捐款；还有一些高层白领，他们也有善心，但天天忙于工作，没有时间专程去捐款。

　　事实上，捐赠手段落后和捐赠网点偏少，给有善心的老百姓造成不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如今仍然不定期地搞一些募捐活动，但这种传统形式已经在执行中遭到越来越多的不同意见。再加上当前慈善事业监督管理力度不大，募捐比较混乱，有资质的机构、没资质的机构、街道办事处、个人等等都在募捐，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

　　此外，受西方国家慈善热浪的冲撞，像

股票捐赠等的虚拟捐赠形式也逐渐在我国露头。捐股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世界著名的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盖茨基金会，其捐赠方式都是现金加股权，即便是捐赠来的现金，慈善机构的理事会出于资产增值和风险考虑，决定投资债券、股票或其他股权投资等。

　　在中国，一些先行者已在捐股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2005年，蒙牛乳业其创始人牛根生将其所持有的蒙牛乳业及其下属公司内蒙古蒙牛全部股份的51%红利捐于老牛基金会。随后，牛根生将自己持有的2%内蒙古蒙牛乳业股份转至老牛基金，2007年2月1日，这部分股票的价值高达6.5亿元。紧随其后的是，杨澜决定与丈夫吴征捐出个人拥有的“阳光媒体投资集团”股份中的51%，在香港地区成立“阳光文化基金”。

　　设问3：到底捐给谁？

　　我国的捐赠对象主要有三个，一个是直接捐赠给政府，一个是捐给慈善民间组织和机构，第三个是直接捐赠给受助对象。

　　一个可喜的现象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民间组织异军突起，到2006年6月底，全国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民间组织有32.7万个。但是，对于一部分公益机构来说，劝募形式老套，配套措施未能及时跟进，社会上经常出现的善款去向不明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慈善事业的社会动员能力。

　　其中，以李书福独自去寻找贫困生典型事件为代表，在他看来，慈善机构的组织建设不够严密、慈善机构运作不够透明都是造成公众不信任的原因。

　　此外，相较于发达国家日臻成熟的慈善事业与社会改良创新，国内的慈善理念、运营慈善事业的手段都比较落后，至今仍被“帮困式”的捐钱捐物方法淹没，系统能力建设上，点对点、非可持续能力的案例居多。

　　而且，除了将募集来的善款最大化地利用之外，如何让手中的善款不断增值，也是中国慈善机构重点探索的问题之一。但此前的一些事件阴影，仍对当前机构能力建设存在一定的影响：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的1.27亿日元和100万美元资金被骗作抵押担保贷款案件，至今对多数人来说仍历历在目；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中国高级检察官教育基金会、吴阶平医学基金会、中国科学技术基金会、黄胄美术基金会、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中国

京剧艺术基金会、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等九家全国性公益事业基金会和炎黄艺术馆等十家机构总计5400余万元人民币的基金分别以委托投资、委托购买国债、委托存款的方式存入中创公司，但随着中创公司被“行政关闭”命令的颁布，使得诸多公益组织的资金至今尚无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