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娟母女兰州20日生活实录(图)(2)

　　“唾沫淹死人”

　　招待所里的生活并不平静。几天前杨丽娟买了一顶鸭舌帽，深蓝色的帽子花了18块钱，一出门她就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只有这样我才觉得踏实。”在兰州已经尽人皆知的两母女一开始虽然预计到可能受到社会压力，但还是没想到“淹死人的唾沫和眼光”会如此汹涌。

　　回到兰州的第二天早上，杨丽娟下楼买吃的。走到招待所门口的时候，一个40多岁的男人经过她身前，走出几步后突然回头盯住她，并回身立即冲到了她的面前，“刘德华，刘德华，这是杨丽娟吧，你还去不去香港了？还见不见刘德华了？”这突如其来的话一下子把杨丽娟吓住了。旁边的人一下子全围了过来，有人把这个男人给拖走了。杨丽娟哭了，但与一般柔弱女子可能立即选择回屋，躲起来不再出门不同。杨丽娟选择了“反抗”。这个一直以自我为中心的女孩，表现了她性格中最重要的一面。

　　首先，在围观的人告诉她那个男子可能是派出所的警察时，她果断跟踪了这个男子一路到了一个派出所。旁边的人告诉她，这个人是派出所的。然后她立即跑到派出所的上级城关区公安分局去投诉了。信访科的人接待了她，解释没有证据证明那个人就是警察，他也没穿警服，没有警号。杨丽娟的回答是：“我希望你们开会，群众素质低下就算了，但你们是警务人员，怎么给老百姓做榜样。”从分局回来后的杨丽娟并不甘心，她说自己还要去办二代身份证，到时去派出所好好认认人。其次，她又向招待所楼下管理停车的人抗议了。“我气坏了，你戴个红袖章，你看到这种情况也不过来一下。”她还专门向招待所的经理投诉了戴红袖章的人。

　　这件事发生的三天后，母女俩在出门的时候又有一个年近50岁的男人走到她们俩跟前，骂她们不孝无聊，杨丽娟这一次的处置方式是拨了110。她对在15分钟后才出警来到现场的民警并不满意，“他们的态度太差了”。

　　回到兰州快20天了，走在街上，仍不时有人会盯着她，甚至加速走到她的前面，回过头来认真地看。

　　她的手机里还会经常收到骚扰信息，比如“杨丽娟，我们给你捐了一笔钱，放在刘德华的华仔天地，不过就算给你10个胆，你也不敢去拿”，短信大概有200多字，字字都是对杨丽娟的斥责和嘲笑。

　　与路人们的“专注”不同，回兰州后的杨丽娟感受到了“无人问津”的冷落。

　　在她的想法中：“他们知道我们回来了，应该来帮助一下，我们俩该怎么办啊。”她口中的他们指政府也指记者们。而陶菊英则每天都像祥林嫂一样念叨着两句话：“我们俩出门连东南西北都不分。”“女儿的压力很大，这娃娃以后怎么办？”

　　初尝世事艰辛

　　但生活是现实的，经济压力是现实的。母女俩每天的生活是四处办理各种手续：到31中办杨勤冀的抚恤手续、到社区申请杨丽娟的低保、把杨勤冀社保卡里剩下的两百多元钱拿出来。“一趟趟地跑、补资料、说好话”，从来都是父亲打理的这些事情，一落到自己的头上，杨丽娟才真正体会到世事的艰辛。

　　有一次她们俩在社区开一个没有工作的证明，前一天去了没人，第二天一大早再去，但工作人员告诉她们没有户口簿不能开。她们的户口簿拿到31中去办抚恤手续了，于是杨丽娟告诉工作人员，户口资料可以在派出所的电脑上查到，但工作人员就是不办。母女俩都哭倒在现场，磨了很长时间之后，社区终于派了一个人去派出所看了一下，在一个小时之后开出了证明。而最让她们俩耿耿于怀的，是有一次她们等一辆公共汽车，车来了之后一群人都上车了，她们在最后面，到她们俩上车的时候，那个司机认真看了一下她们俩，居然就关上门开走了。

　　陶菊英已经不用像一个月前一样使用拐杖了，但她的腿仍然不方便，在这乍暖还寒的初夏，她的腿在下雨前总是会痛。“为了省一块钱，我每次都是走，走过好几条街。”说着，说着，她的泪就下来了。 （广州日报 邱敏 杜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