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刘孝雨的几次接触

　　和刘孝雨相识应该是在2001年的夏天。当时，我在报社的特稿部供职，在一次业务例会上一位同事报的一位普通武警战士常年坚持反扒抓小偷的选题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位武警战士就是刘孝雨。

　　可能缘于多年记者生涯养成的习惯，当时我和我的同事意识到了这个选题所蕴藏的巨大新闻价值。在对这个选题进行了充分的可行性评估后，我们立刻安排记者着手对这位传奇人物进行采访，我清楚的记得，办公桌上的台历显示那天是8月23日。

　　两天后的8月25日，承担采访任务的记者将已经写好的稿件连同刘孝雨的戎装照放在了我的案头，照片中的刘孝雨目光炯炯，俊俏的脸庞透着一股子逼人的坚毅之气。或许是受过多固有思维的影响，我怎么也不能把照片中的人物和自己想象中应该高大、威猛，同时异常冷峻的反扒英雄扯上关系。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刘孝雨。

　　从8月26日到28日，连续三天有关这位反扒英雄的追踪报道在社会各界引起的反响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在每天的稿件签发时和刘孝雨的纸上交流中我产生了想见见这位反扒英雄的冲动。

　　8月29日傍晚，经采访记者安排，在报社特稿部的办公室里，刘孝雨终于从新闻纸的字里行间中走到了我的面前。眼前的刘孝雨身材不高，着一身笔挺合体的戎装，目光依然如照片中一样炯炯有神。在了解了他的一些简单情况后，我们明显感觉到眼前这位反扒英雄对抓贼的兴趣几乎到了偏痴的程度。当他给我们展示其制服小偷的一些基本搏击技法和辅助器械时，一位资深记者对其身为军人、专职抓贼的做法、并且自制器械的质疑引起了刘孝雨的不满，这位已经名震古城的反扒英雄转身拂袖而去，和刘孝雨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不欢而散。

　　考虑到继续跟踪报道可能引起的不良效应，经过和其所在部队领导的多次沟通，从8月29日起，我们停止了对其的一切报道。这位传奇色彩的反扒英雄暂时淡出了我们的视野。

　　后来知道刘孝雨的消息大多集中在2002到2003年之间，也就是全国其他媒体持续跟进，对其进行集中报道的这一时段，不管是平面或者立体传媒，刘孝雨依然是戎装笔挺，笑容灿烂。依然是侃侃而谈，英气逼人。也正是在这种光环笼罩、鲜花簇拥、刘孝雨的声名远播的时候，一个电话，便有了和他对酒促膝，街头畅谈的机会。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时间大概在2003年的夏天，刘孝雨刚从中央电视台做完节目回到西安，在东关南街的一家小店，我和刘孝雨有了一次简短的对话。我记得当我问及他以后的打算时，刘孝雨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抓贼！我又问你不是警察，总不能一辈子抓贼呀？刘孝雨用他那审视过无数蟊贼的目光定定的看着我，满脸不解的反问道：不是警察就不能抓贼了？我不仅要抓贼，还要将西安的贼彻底抓完！当时，我无言以对。一是为自己的唐突，再是为这位从自己笔下走向公众视野的反扒英雄前途的莫名担忧。

　　此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和刘孝雨几乎没什么联系，但我依然用一个新闻人的良知默默关注着这个一路拼杀出来的草根英雄，无论是在成都的“抓贼秀”还是云南的“高薪保镖”传闻，无论是被“艾滋小偷”咬伤还是在东大街遭“群贼狂殴”，我和我的同事们时刻没有忘记那个叫刘孝雨的反扒英雄。也就是在这种关注的同时，各种有关刘孝雨的负面传闻不时的印证了当时我们对其的最初判断，当初的反扒英雄褪尽光环后逐渐暴露出其真实的执拗、偏执，甚至暴力一面，面对这种反差，大家几乎失去了和他联系的冲动。

　　再一次听到刘孝雨的消息应该是在昨天，一大早，当年报道刘孝雨的记者打电话告诉我刘孝雨被刑拘的消息时我的脑海里几乎是一片空白。

　　我打开报纸，几年前那个风光无限、让小偷闻风丧胆的反扒英雄面色凝重的坐在黑色的铁窗后面，一身短袖短裤，脚上随意而懒散的挂着一双拖鞋……

　　我无言的合上报纸，对电话那头的同事重重的说了一句：这是迟早的事！

　　本报记者沉浮

　　我曾和刘孝雨门对门

　　“刘孝雨被抓了！”听到这个消息时，起初我还以为是同事们在开玩笑，然而当一张刊发了坐在看守所里接受记者采访的刘孝雨的大幅照片和“反扒名人刘孝雨涉嫌敲诈被刑拘”的大标题的报纸摆在我的桌面上时，我相信了同事们的玩笑。的确，刘孝雨是被抓了，而且是因为涉嫌敲诈勒索。

　　昨天下午，我特意回到五年前在建国路租住的房东家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房东。他先是吃惊，而后是一声叹息，对曾经是自己一位房客的刘孝雨感到惋惜，房东说，如果当初孝雨能够找一份好的工作，不再固执地上街抓贼，也许就不是今天这样的结局了。是呀，房东说的没错。

　　记得是在2002年的冬季，一天，我下班回到在建国路租住的房屋时，房东告诉我说对面新来一位房客，是个名人，听说是个抓贼的。难道是刘孝雨？我敲了敲对面的房门，开门的是一个长得精神，留着短发的年轻小伙子，他告诉我他叫刘孝雨，今天才搬来。在这以前，我只听说过或在媒体的报道中对刘孝雨有点印象，但从没见过他本人，而现在他就住在我对面，成了我的邻居。我告诉他我是三秦都市报的记者，对他早有耳闻，他有力的手握着我的手，就这样我们算是认识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很晚才回来，然后一个人用开水泡碗方便面下肚。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有时回来也很晚，他就会敲开我的房门告诉我说，他今天在东大街又抓了三个贼，把他们都扭送到派出所交给警察了。对于他的举动，我只是随意地点点头或是笑笑算是对他的态度吧，但他有时会告诉我说抓到贼后，他先是把贼打倒在地，就地制服。这时候我会提醒他说，贼也是人，不能随便打人，这是不应该的，也是违法的。但他坚持认为贼就是贼，贼偷了老百姓的钱包就应该打，而且要狠狠地打。他的这种固执认识让我替他暗自担心，也许有一天他会为他的认识付出代价。

　　跟他住对门的日子里，我们没有过多的深入交流，有时候他会到我的屋子里看看电视、上网查看一些新闻，但大多都是和他有关的。就这样，他每天都上街抓贼行踪不定。冬天很冷，他穿得很单薄，有时候会披一件军大衣。他的屋子，我很少进，因为那屋子里太冷了，冷得让人直打哆嗦，但他似乎习惯这种冰冷的生活，他从不喊冷。

　　当时我在社会新闻部当记者，周末的时候，刘孝雨会喊上我和他上街抓贼，有好多次我都以工作忙给推辞了，但他很执著，一定非要我跟他出去一次。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和他来到东大街，走在大街上的他，两只眼睛非常尖锐，时刻都在捕捉着什么。在一些门店里，老板会主动和他打招呼，并问他吃过饭没有。有些老板还会给他十几块钱，让他在外面买东西吃，他也会问这些老板最近这里有没有贼光顾，看来他的人缘不错。我们走在大街上，继续搜寻着目标，突然，他闪在了我背后让我站着别动，悄悄对我说前面有两个贼正对一个挎着背包的女孩“下手”，说时迟那时快，他猛地冲到前面十余米处将正在行窃的一个贼用脚踹倒在地，紧抓对方的领口，抽下贼的皮带，反绑了贼的双手。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一幕，随后他掏出小灵通叫来了派出所的警察，将小偷交到警察手里，并说明了情况。在场的群众对刘孝雨的行为报以热烈的掌声，其中还有一人当场从身上掏出两元钱硬塞到刘孝雨的手中说，他也恨贼，但他没能力抓贼，今天他看到贼被当场抓获，很受感动，并鼓励刘孝雨多抓贼。

　　在和刘孝雨住对门的日子里，他总是早出晚归，生活艰难，有时候会被房东逼着要房钱。他的朋友似乎也不少，隔三差五就会来找他，他们在一起吃烤肉、喝啤酒，有时候碰上了也会邀我喝上两杯。

　　这些日子里，我知道他没有工作，但他似乎也不太缺钱（主要是生活费），他房间里有好多字画，他说是他叔父的，他叔父是安徽的一个书画名家，他有时候会卖一些字画。他也在房子里练大字。但他最爱的还是抓贼，他曾经告诉我说，他要是一天不抓贼手就痒。

　　就这样，住了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2003年5月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外面采访时突然接到刘孝雨的电话，电话中他说在建国门市场抓小偷时被小偷抓伤了，而这个小偷告诉他自己是个艾滋病患者，并说“刘孝雨你死定了”。刘孝雨让我赶快前往采访，由于我不能马上赶过去，只好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另外一个记者。第二天，西安各大媒体都刊登了反扒英雄刘孝雨被“艾滋小偷”咬伤的消息，鉴于刘孝雨本人的争议性和事件本身的新闻性，紧接着，本报又推出了《是是非非刘孝雨》的系列报道，而我就是采访刘孝雨的当事记者之一，因为报道中的部分内容对刘孝雨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使他最终离开了西安一段时间，于是他便把这笔账记在了另外一名记者头上，并对三秦都市报产生了怨恨的心理，以致于后来他都不太愿意和我这个住在对门的邻居多说几句话了。

　　尽管这样，我还是在他离开西安时送他到火车站，并塞给了他50元钱。之后，我们就没有太多的联系了，后来听房东说，刘孝雨因为交不起房租而被迫离开了建国路的租住地，住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了。

　　直到去年冬季的一天，我们又在大雁塔附近见面了，他说他还在西安呆着，还在抓贼，他发誓要在西安把他抓贼的事继续下去，匆匆说了几句话后，我因有急事就走了，之后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刘孝雨今天因涉嫌敲诈被抓的结局，也许不应该来得这么快，这么早。但他偏执而又近乎冷酷的对待小偷的态度，以及他狭隘的英雄主义观似乎又注定了这一天终究会来到，他是在尖刀上跳舞的舞者，而他的心理旋律却是凌乱和无序的。

　　我离开房东家时，房东说这件事对孝雨来说也许会是一件好事，也会使他更成熟一些。但愿他出来后能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本报记者张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