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群体讨薪被指有幕后推手

　　本报讯 记者 郑思琪报道：与工厂对抗，工人似乎是天然的弱者。但是，今年以来东莞陆续出现工人为了讨薪围堵工厂；为了给在工厂暴亡的子女索要赔偿，在工厂内焚烧纸钱……凡此种种情况的发生，不禁让人疑惑，工厂是否正在沦为弱者？

　　为何越来越多的工人维权，喜欢“拉帮结派”；为何上万元的赔款，动辄被放大成“上十万甚至上百万元”？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连日采访了工人和工厂，以及在工人和工厂之间斡旋的中间人，试图解读这一现象。

　　群体出动

　　只为了“吓唬吓唬”

　　谭永洪从

东莞鑫某模具厂离职出来以后，工厂还欠着他一个月的工资1100元，不算很多。但他带着老婆跑了几趟，工厂老板徐某仍然不愿意让步，“既然你不想干，就别想拿这笔钱了。”这是今年3月初的事情，谭永洪的重庆老乡谭忠厚与记者谈起这段经历时，还记得当时连元宵节都没过完。

　　回到位于长安镇的出租屋里，谭永洪向同住一栋楼的老乡们说起了白天的经历。谭忠厚当场就跳了起来，“人家又没偷没抢，这是劳动所得，凭啥不给？”除了几个仍在上班没回，楼上楼下的七八个老乡自发地集中到了一起，要给谭永洪讨个公道。站在工厂大门外，他们与老板隔着围栏喊话。“人家给你干了活，你就应该算工钱！”也许是人多镇住了场面，站在大门另一端的老板只回了一句，“我不和你们谈”，随即便拨通了派出所的电话。

　　这一次，谭忠厚等人无功而返。事后，谭忠厚告诉记者，他们带着这么多人去，其实压根儿没想打架。他们也知道真要打起来，可能得不偿失。他们就是想吓唬吓唬老板，让他赶紧把钱拿出来。

　　万元赔偿

　　常被叫价上百万

　　如果说谭永洪等人的讨薪行为是“雷声大雨点小”。那么，今年6月底，发生在常平镇的一宗因女工跳楼自杀而引发的索赔事件，动静可不小。

　　为了讨个“说法”，包括死者李某莲的父亲、丈夫在内，共有100多人堵在了工厂的门口。在有关部门查实李某莲之死并非由厂方的因素造成之后，情绪激动的死者家属和朋友又在工厂内外烧起了纸钱。也因此，工厂被迫停工数日。经过持续一周的谈判，死者家属最终与工厂达成协议，将100万元的索赔金额降至8.8万元。其中，包括工厂理应支付的丧葬费、抚恤金、救济金1.8万元，以及出于人道主义额外支付的7万元。

　　几乎同时发生的吴某龙因工死亡一案，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形，30余人连日到高?镇的一家包装制品厂报到，要求赔偿。这次的数额更高，已经被喊到了300万元。事实上，由于工厂已经为吴某龙购买了工伤保险。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因工死亡的情况，如果社保已经进行了赔偿，工厂可以不再承担责任。

　　也是持续一周的对抗，吴某龙的家人最终拿到了14万元。

　　群体讨薪

　　背后常常有推手

　　究竟有多少人采用了比较过激的手段进行

维权？记者目前没有掌握绝对权威的数据。但是，连续发生的群体维权事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个趋势愈演愈烈。不通过这种方式，工人就无法维权了吗？

　　高?谷某包装制品厂的中方厂长李怀君接受采访时坦言：“我们也觉得现有的因工死亡的赔偿标准低了点。如果工人走正常的途径，比如通过工厂的相关负责部门，找我们谈。我们也会根据工人的具体情况，酌情给予补偿。但是，工人的家属却要采取这种方式，给大家都带来了麻烦。”

　　“可为却不为”，到底是谁在推动着工人“呼朋引伴”地去讨薪？

　　已经成功调解多宗群体维权事件的东莞市方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恩厚，将原因归纳为三点：

　　其一，许多工人已有的维权经历，或者是长久以来的惯性思维，让他们直觉地认为，走正常途径就要不到钱，工厂根本不会搭理你。李怀君厂长也承认，一些小企业确实在这一点上做得不足，并且连带地影响到了整个环境。

　　其二，一些利益集团的唆使。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帮人讨薪甚至出现职业化的苗头。有工人或者受害人的家属，聘请“职业维权者”参与讨要钱款。索款成功后，参与人可获得“分红”。有律师亲眼目睹，一帮人索赔成功后，当即在厂门口分派索得的钱款。

　　其三，群体讨薪的成功案例，也给其他维权者提供了示范。据刘律师介绍，他在协调一宗涉及数额高达上百万元的索赔事件中，将对方的“漫天要价”压到了10万元以内。当时，对方直言不讳，“我们村死个人，都拿到二三十万元。你们只给这点钱，我们回去怎么见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