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执著为师

　　李建新

　　在每年教师节到来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方汉奇教授，那是因为他在我学习与成长的过程中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和指导，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师。

　　求拜大师门下

　　1999年，我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选定的研究方向和论文题目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历史流变”。入学后不久，我即利用到中国人民大学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去方老的家里拜访。一是想试探一下国内新闻教育一流院校博士生培养的“水位”，二是希望我能亲耳聆听大师的教诲，掠去浮尘，习得真经。

　　当时的方老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林园，房间并不算大，书占的空间却不少，除了门和窗户外，四壁是为书所砌的“四堵墙”，从地下直到

天花板。书籍的存在把原本就不大的房间挤兑得更加狭小。这些整天和大师为伴的书似乎在耳濡目染中和在大师的教诲下有了高尚的待人接物的风范。应该说这是最好的现代版本的汗牛充栋和学富五车。

　　方老比我想象中要健硕和精神许多：身体挺直、面色红润，谈吐风趣自然，脚下步履如风。他对知识的记忆力同样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针对具体的问题他可以详尽到某某编写的、什么出版社出版的什么书，在书中的第几章第几页等来作答，确有胸罗万汇凭吞吐的境界。而他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同样让我们“受宠若惊”：想不到这样一位众人敬仰的大师，会亲自摆椅、倒茶、让座、嘘寒问暖等来款待和欢迎晚辈的造访。

　　从1999年到2003年，我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同时在北京兼职。在那一段日子里，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登门拜访他，我每次打电话预约，他都会给我安排一个时间，通常的情况下我会听到一个亲切的声音：“明天上午10点钟”。而我每次的造访，都是一次寻宝的快乐旅程，回来的时候，承载不下的是沉甸甸的收获。

　　2005年的教师节前夕，国务委员陈至立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方老的家中慰问，我事先不知道这一情况并恰巧在那一天赶到。领导到来的时间计划为11点，我习惯性地在10点钟的时候到了方老家楼下。这时，已经有不少的保卫人员布置在了周围。我在与方老通话之后准备告辞之际，想不到他告诉了保卫人员要放我进来。在如此重要的场合，他还能让一个“远房”的学生进入，并全程见证、体会、感受了慰问的过程。

　　把手史学研究

　　方老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大家。不仅他倾其毕生的精力投身到这一事业中来，而且带出了一个研究新闻史的团队。在上世纪末的时候，我国的新闻学教育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发展历程，有了飞速发展并且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新闻教育界的国内外交流和交往也日益频繁，作为回馈，我们需要向世界各国的新闻教育界的同行全面、历史地介绍我国的新闻教育；作为借鉴，我们需要中国新闻教育的历史这样一面镜子。

　　作为中国新闻史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界的泰斗，作为当时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的他自然是常挂此事于心。方老讲：“有不少人进行过或者正在进行有关中国新闻教育的研究，有的人研究过一个时期，有的人研究过某个人物，有的人探讨某个院系，但缺乏整体，缺乏贯通，缺乏思辨，缺少反刍，缺少史论结合。”

　　前几年，他曾经想让他自己的研究生接手这一课题的研究，后来出于种种原因，思来想去，他还是选择了放弃。但他还是在时刻关注着这个课题研究的进程。方老说：中国新闻教育史的研究不能再拖了！新闻事业史总的研究已经向纵深展开，人物史、个案史、地方史等方面的研究也已经是硕果累累，从新闻史的完整性来讲，比较欠缺的就是中国新闻教育史这一部分的内容了。

　　取精当要用弘

　　方老虽然见长于中国新闻史，但必须承认，他广博的知识是他建立起中国新闻事业史基业的基础。他说研究历史当然要取精用弘。这是我在与他“点对点”的学习中，他亲口传授于我的。

　　他根据我研究的题目，给我推荐了约10本(套)新闻学和历史方面的权威读本，有的还具体指明了章节页码，要我从中“找线索，拽线头”，扩而大之，掘而深之，思而广之。他指导我到

北京大学

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地方去查找“第一手资料”，到北大旁边的“风入松”书店，到中国新闻书店等地方去“淘古书”，他要求我认真的读一本叫《读史方舆纪要》的书等等。为了省却由于我不认识对方而产生的麻烦，他还“亲赐”我“尚方宝剑”，如我到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查资料，他说，如果对方不让你查，你就说是方老师让来查的；我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资料室查资料，我人刚刚到，他的电话就打了过去……

　　在中国新闻教育史的研究过程中，方老对我的一次指导和帮助让我终身难忘：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在1940年至1945年间，北平曾经出现过完全为日伪所创办和掌控的“中华新闻学院”。这虽然是中国新闻教育史上的“另类”，但作为历史的确存在，它应该在中国新闻教育史上有所记载。遗憾的是，在以往的著作和资料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方老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如果要是我去找这方面的资料，即便是“挖地三尺”，恐怕也难找到。方老说，他硕果仅存的一本“中华新闻学院概况”应该是惟一的历史留存。他记忆中有这样一份内部资料，但放在那里实在是记不清了，在他堆积如山的摞摞籍册中找出已经被老鼠“咬文嚼字”过(方老语)的那份资料，差不多也是大海捞针。但方老还是做了。

　　我看到他在他的书架前一遍一遍地翻阅查找，很长时间不停歇。他的书是两排甚至是多排叠放的，这需要不停地移动它们。好几次，他爬到了地上，在最下层的地方和犄角旮旯里去寻找。70多岁的身躯蜷缩在地下，手在不停地搬动着一本本沉甸甸的书，花白的头发在灯光的映照下闪闪的发光，听得出他在不断地喘着粗气，随着搬动的书的增加，他喘气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到后来他找到那本资料的时候已经是汗流涔涔了。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

　　鼓励兼有期待

　　由于有了方老等大师的指点，我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我遵照导师的安排，在专程赴京向方老介绍情况并表示感谢的时候，又一次得到了他老人家的指点和教诲。他很有见地的提出了文章需要进一步修改和补充的地方，要我到人民大学的资料室查阅一下管翼贤著的《新闻学集成》，以补充“日伪统治时期新闻教育”的内容，最终使之臻于完善。他介绍我拜访光明日报的一位原副总编，以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张家口时期开展新闻教育的情况，言语中多有期待和鼓励，给了我无穷的动力。当我把18万字的论文扩展成33万字的书稿，交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并恳请方老为其作序时，他老人家再一次体现了对后学的关怀和鼓励，稍作思考后便表示同意并很快成文。在拙作出版后，在学界有过一点反响，当《人民日报》的编辑意欲在该报介绍该书并且希望方老能亲自捉笔的时候，他在为我高兴之余欣然命笔。

　　结束了博士后研究之后，我选择了高等学校，也成为了一名老师。方老半是教导半是勉励地告诉我：教师是一个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要不断的更新和补充知识才行。在别人看来教师的工作很轻松，但它是松在外紧在内的。他的寄语无疑是我从教的圭臬和守则。

　　(作者系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新闻传播系教授)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