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版教辅读物利益链调查：教育从业者起关键作用(2)

　　2001年，甘肃教育出版社研发了一套名为《中考通》的教辅，很受学生欢迎。2005年之前，这套教辅每年的发行量一直保持在8万份以上，但2005年春节开学后，盗版的《中考通》就悄然入市，当年正版的销量一下子锐减到2万多份，至今难创新高。

　　“从起初的研发开始，我们的投入就没有停止，研发费用、作者的稿费、版税、印刷及发行费用等，而盗版者则是‘拿来主义’，只有印刷和流通的成本，如果他们再把书价标得低一点，我们正版教辅的销售一下子就陷入困境。”王光辉说。

　　对此，兰大出版社副社长骆小丰深有同感。他说：“不法分子瞄得很紧，什么东西畅销，他就盗版什么。有时，我们的教辅刚发行，盗版的就出来了，甚至后期的发行比正版的还要快，面还要广。”

　　“由于盗版教辅横行，保守来说，我们每年的损失在五六十万元，而对出版社的品牌建设而言，损失无法以经济方式估量。”王光辉称，这些年来，省内出版行业时刻地遭受着盗版的困扰。

　　“教辅面对的是巨大的学生市场，销路比较畅通，这是盗版教辅疯狂的一个主要原因，盗版教辅的量能占到整个盗版图书市场的90%以上。”骆小丰语出惊人。

　　“巨大的利润空间，是盗版教辅的灰色链条难以斩断的根本原因。”邹岩军感叹说。邹称，根据他们掌握，盗版者给中间商的价格一般是盗版教辅标价的25%左右，而中间商卖到学校的价格一般是标价的60%左右，而盗版教辅到了学生的身上则是100%全价。以“9·11”案为例，码洋100万元的盗版教辅若完全流入市场，除盗版者获取一部分利润外，中间商能牟利35万元左右，链条中的校方个人牟利可达40万元左右。

　　在中间环节上，销售图书的代理商也成了盗版的牺牲品。这一点，无论是国有新华书店也好，还是民营的图书代理公司也好，都感到“苦不堪言”。

　　据了解，现今，国内正规出版社多沿用图书“寄销”方式。即将图书委托到新华书店，让其代销，然后根据销售情况，返还利润。教材、教辅是新华书店最“可口”的“蛋糕”，而盗版的疯狂“抢食”，给新华书店的正常经营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剑桥少儿英语》是近年来国内比较流行的一种英语教材，提及盗版，其官方指定的甘、宁、青独家总代理——甘肃阅林图书发行公司经理樊永涛有一肚子的苦水。

　　“盗版几乎无孔不入，仅拿兰州来说，使用者当中，有一半的学生在使用盗版的《剑桥少儿英语》。”樊永涛称，近年来，为了抵制盗版，《剑桥少儿英语》教材配备了正版检验卡，另外还附赠了5000元的少儿意外伤害险，但由于正版与盗版的价格相差悬殊，很多的学校在公然使用盗版。而这些10多元一套的盗版教材，卖给学生的时候就变成了88元，这是《剑桥少儿英语》正版的市场价格。

　　“现今，盗版者采用的手段也比较先进，最大的缺点就是字迹不太清晰，对于学生来说，花了一样的钱却拿不到正版的教辅，这是对他们利益的最大损害。”樊永涛担忧地说。

　　“仅靠文化稽查一个只有20多人的部门去监管整个兰州市场的盗版行为，这显然很难。”王光辉认为，盗版教辅的终端市场在学校，教辅腐败日益成为校园腐败的焦点，在盗版链条中，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学校负责人乃至老师都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因此，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此应该有一个比较明确、有力的制度对此进行约束，切断终端入口，其链条也就自然瓦解。

　　“但现实的情况却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处理此类事件上，处理力度偏轻，从而在实际上纵容了盗版教辅的流通。”王光辉对此表示担忧。

　　“追究盗版猖獗的根源，把板子完全打到谁的身上都似乎不太妥当。”骆小丰说，除了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盗版者、经营者之外，政府部门、使用盗版的学生、家长也是有责任的。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兰州市文化稽查队队长孟英奇指出，时下，由于盗版教辅的价格优势，普通市民并不认为购买和使用盗版品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因此，加大反盗版的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的版权意识是当务之急，“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 来源：兰州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