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圪蛋”的民歌情——左权籍作家刘红庆的文化情结（图）

　　刘红庆与“羊倌歌王”石占明（右）

　　刘红庆﹙左﹚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负责人田青家

　　“羊倌歌王”石占明红了！“开花调歌后”刘改鱼青春焕发了！“活着的阿炳”太行山盲人到北京演出了！但是，他们都忘不了一个人为他们付出的努力。这就是刘红庆，一个爱音乐的文化人，一个把家乡民歌推向全国的左权人。

　　一个初秋的清晨，在晋中学院学术公寓，记者见到了刘红庆。他从这个学期开始担任母校晋中学院音乐学院客座教授，讲授“非物质文化遗产视界下的左权民歌”课。

　　任教——文化的使命

　　今年7月，晋中师专（现改为学院）同学毕业20年聚会，刘红庆把这些年苦心研究的左权县优秀的民间艺术家带给同学们，他们是：刘改鱼、李明珍、石占明和以他弟弟刘红权为主唱的左权盲人宣传队。演出非常成功，随后，专业学习音乐表演的同学们上台演唱便黯然失色。

　　红庆的同学和来观看演出的晋中学院老师说：“红庆有意讲课。”学校正有此愿望，于是刘红庆在音乐学院开设了“晋中音乐文化”课，给学音乐学专业的大三、大四学生讲“左权民歌”。

　　为什么他会讲这么一门冷僻的课程？因为他生长在太行山的左权县，那里的民歌养育了他。20岁，刘红庆考上了当时称为晋中师专的中文系。毕业后，回到家乡左权，在偏远的农村从教10年。1996年的最后一天，他背着行囊孤身奔赴北京，先后在《音乐生活报》、《科技日报》、《乐器》杂志、《华夏时报》、《音乐生活》杂志担任编辑、记者、文化新闻主任、副主编。

　　因为在音乐教育和艺术市场的最前沿采访，红庆有幸获得了最有价值的信息，并且联系自己的实际，消化这些有价值的思想。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提出后，红庆有机会在国内一流专家的身边聆听教诲。他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负责人田青先生非常敬重，在和田青共同经历几件大事后，写了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田青传记：《佛心学侠》，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造势助战。

　　他认为，像晋中学院这样扎根在肥沃的三晋文化大地上的学校，理所当然应该是全国研究左权民歌最棒的地方。晋中学院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不仅知道贝多芬和帕瓦罗蒂，更应透辟地研究好石占明和刘改鱼。抱着这样的信念，红庆回到了母校。他相信自己可以阐释好左权民歌，因为他与土地紧密相连，为家乡精心付出了多年，无论从感情，还是理论思考，他都有着独到的论述。

　　民歌——原声的力量

　　红庆说在北京做记者的最大好处是，可以经常看到听到许多精美的演出，具有皇家气派的京剧、歌剧、芭蕾、交响乐……但是看了太多演出，红庆突然开始怀念童年的那种穿透心灵的声音。他说：“突然有一天，我觉得这些好的音乐都不属于我，属于我的是来自我的土地上的左权民歌。于是，我开始执著地宣传左权民歌，宣传民间歌手的故事，拉着他们到尽可能多的地方演出。”

　　2002年4月，一台名为《高原如歌系列音乐会·左权民歌与小花戏》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看罢，红庆失望至极，愤然写下《呸，哪里来的民间》。他写道：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有义务回过头来关注民间了。陪伴了我30年而一直没有真正进入我感情世界的左权民歌，其实早早在我的感情深处等着我。这样一个淳朴的未开垦的处女地，使我的眼前一片春色。

　　文章在《音乐周报》发表后，引起了音乐界的讨论，左权当地有人追问：你说不好，那好的又在哪里？并希望红庆找几位专家回左权看看，寻找真正的左权民歌。几经周折，2002年9月，刘红庆邀请到著名音乐学家田青、中央音乐学院钱茸教授等上了太行山，不为当地人看好的石占明被田青慧眼识得，“羊倌歌王”石占明从此走上了真正的艺术之路。

　　那时，第一届“全国南北歌手擂台赛”正在筹备中，本来没有石占明什么事，但大赛前几天，作为评委之一的田青到太行山听了石占明的歌，马上与组委会联络，几天后，石占明从南方捧回了“歌王”奖杯。一时间，石占明轰动小城，名震太行。紧接着，山西省农民歌手大赛，他获得最高奖。参加了山西省广场文化节，一曲《高高山》盖过了黄河波浪翻。

　　202年底，石占明来北京参加中央民族乐团新年音乐会新闻发布会，红庆带着占明，找一家家媒体去送通稿，就在报社的办公室，他让占明给编辑记者唱起地道的左权“开花调”，让那些文化编辑和记者眼前一亮。《北京晨报》头版发表了《羊倌歌王登上人民大会堂》。其后，石占明就频繁在中央电视台的各个频道出现。之后的事情就家喻户晓了，2006年2月，歌手石占明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专场演出”之后，被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文工团，成为一名军人歌手。朋友们经常和红庆开玩笑说：“你的本事就是把石羊倌弄成石军官”。盲宣队——土地的温度

　　“胡琴琴你就开花，咯吱吱你就响，父母养育我费心肠，兄弟情难忘。太行山你就开花，走也走不到头，下辈子好歹要睁开眼，看看这圪梁和沟。”这是刘红庆为弟弟创作的《瞎瞎地活了这辈辈》中的一段，唱出了盲艺人的心声，成为今天太行乡民的最爱。

　　2003年夏，酷爱民间音乐的田青教授意犹未尽，由红庆陪着再上太行山。同行的还有文化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中心主任李松和著名记者唐师曾。所有明眼人的演出都不能令专家满意，红庆试探着问：“看看盲人宣传队的演出怎样？”红庆的弟弟刘红权是其中的主唱。红庆与弟弟别后数年，在此之前他从未听过弟弟的演唱，“我过去没有听过弟弟的演唱，我怎么会听呢？我怎么可以忍受我的手足兄弟在沿街卖艺的时候，我是一个旁观者、一个欣赏者？”父亲的过世使家庭陷入困顿，红庆选择远走北京，而弟弟红权跟着盲艺人们开始了流浪生涯。他在太行山上，高一声低一声，深一脚浅一脚，行走不止，歌唱不歇……

　　这是红庆第一次听弟弟演唱，之前他并不知道弟弟在这个队伍中的重要性。事实上，红权演唱的第一声就震撼了所有人，田青作为主要嘉宾无可逃避地让所有人看到了他的眼泪。灯光照射不到的角落里，刘红庆一样在流泪。

　　听罢，田青擦着泪眼说：“我带你们到北京演出。”充满激情地赞道：他们是活着的阿炳。随后，写下了《阿炳还活着》长文，在《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艺术评论》、《盲人月刊》发表，盲宣队的事情借助文字为更多的人所知。其后，左权盲艺人的故事迅速为全国各媒体关注，田青与盲艺人的故事，正像他的导师与瞎子阿炳的故事一样，成了音乐界的一段佳话。

　　机缘巧合，红庆碰到浙江电视台著名主持人亚妮和《南方周末》记者南香红等人。通过这两位杰出女记者的镜头和笔，这个大山深处的盲人演出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知名度，太行山以前所未有的欢迎姿态，拥抱这群默默穿行在崇山峻岭间的盲艺人。继2003、2004年两次到北京高等院校演出之后，2007年5月左权盲人宣传队再度进京，在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进行学术演出。今年初，亚妮开始拍摄中国第一部反映盲艺人生存状态的纪录故事片《桃花红 杏花白》，有望10月份上映。写作——真爱的表达

　　作为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刘红庆热爱写作。他说他曾经希望写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作家传记丛书，因为他一直觉得写重量级的人物才是自己的出路。但是，当在某一个夜里，突然听到遥远的太行山那历千年而不老的歌谣，他忽然有了写作的冲动。他辞掉工作，回到太行山，找到二弟和他的盲艺人兄弟，与他们边走边唱，这样就有了他的第一本书——《向天而歌》。《向天而歌》的出版异乎寻常的顺利，北京出版社不仅要书，还要人。于是红庆成了为草民立传的“人生中国”丛书的编辑。拖着太行一样沉重的翅膀，在北京的人海书海里飞翔，红庆逐渐明白：只有爱是不能忘记的。他深情地写道：“愈是离他们遥远，思念就愈加深切。我想，假如有一天，所有的太行人因为神往喧嚣的都市而嫌弃盲艺人的时候，我依旧会是他们最忠实的听者——即使是最后的，即使是惟一的。”

　　刘红庆把《向天而歌》的首发式定在了太原，山西省作家协会的著名作家张平、韩石山、张石山等，为这本书的首发捧场。

　　从2004到2007年几年间，刘红庆陆续出版了《向天而歌》、《左权一团奔突的火》、《佛心学侠》、《诗画情缘》等多部著作，但每一部都离不开太行，离不开对土地的关注，离不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圆梦——情系开花调

　　桃花来你就红来，杏花来你就白。爬山越岭寻你来呀，榆树来你就开花，圪枝来你就多，你的心眼比俺多呀，啊格呀呀呆。这是“开花调”歌后刘改鱼唱红全国的《桃花红 杏花白》。50年前把左权民歌唱红了的刘改鱼，虽然后来成了专业演员，她从民间走来，16岁唱响了全国。但当中国民歌有了“民族唱法”以后，与“民族唱法”不一致的统统被视为“不正统”、“不科学”。刘改鱼太“土”、太“野”了。音乐界一直嫌她不够“专业”而被排斥，现在搞原生态，她又因为“专业”被拒之门外。“唱左权民歌最好的，无疑是刘改鱼老师。”红庆一直这样认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红庆让边缘化了的刘改鱼与音乐学家田青坐到了一起。田青鼓励她：“说到民歌，你就算老大！”2004年8月11日，《桃花红 杏花白》音乐会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策划人之一的刘红庆打电话动员刘改鱼出山，沉寂了20年后，刘改鱼再次亮开歌喉，演唱自己当年从民间搜集带往北京，后来家喻户晓的《桃花红杏花白》。65岁的刘改鱼不仅迎来了自己艺术的春天，也为左权民歌的发展添了把火。

　　2004年8月，第二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在左权举办。红庆积极参与了相关活动。正是有了这些年左权民歌的强力宣传，2006年6月，我国公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左权开花调”位列音乐类第一位。这不只是左权的骄傲，也不只是太行山的骄傲，而是三晋大地的骄傲！后记

　　重回母校，红庆感慨颇多。他希望通过他的传授，可以带动一批人来关注左权民歌、左权小花戏的研究，继而关注晋剧、祁太秧歌、河曲民歌等众多的地方音乐，真正理解这块土地，理解其悲与喜。艺术是一种欣赏，把美植根于大众是对中华文化的最好继承和延续。晋中学院音乐学院的姚振华院长在采访中这样说：开这样的课程并不是说左权民歌是最重要的，但是刘老师至少带来一种学术态度、一种审美方法，循着他，可以将山西的音乐文化研究带给更多的年轻人，带到未来去。

　　本报记者周俊芳

　　（编辑：董春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