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二战受害者讨个公道（图）

　　童增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二战中的受害幸存者得到心灵上的慰藉

　　童增，男，1956年出生。北京大学国际法硕士。曾任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副研究员，现任北京中祥公司董事长。

　　1991年3月28日，童增将一份名字为 《中国要求日本受害索赔刻不容缓》的意见书递交给了全国人大办公厅信访局。在这份意见书里，童增首次提出了对日索赔的观点:中国政府有权利放弃 “战争赔偿”，中国人则有权利向日本政府讨还 “战争受害赔偿”。童增提出的国际法上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理论，引发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他也因此成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

　　2007年9月29日，来自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的志愿者一行4人来到山西，开始为期一周的给二战中幸存的慰安妇送捐款、献爱心的活动。通过这次捐款行动，山西境内所有公开证言的慰安妇都将得到3000元的捐助。

　　此次资助二战受害幸存者活动今年6月初在北京正式启动。活动的倡导者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活动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主办、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协办，旨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军强征作慰安妇、强掳到日本本土服劳役以及在日军大轰炸、大屠杀和细菌战中遭受人身伤害，至今仍在世但生活艰难的受害者，在经济上给予适当的补助，让这些60多年前饱经战争苦难的老人们度过一个相对舒心的晚年。

　　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本次捐助活动的倡导者，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

　　把对日索赔意见书递交到全国人大

　　记者:你是如何走上对日索赔志愿者这一条路的?

　　童增:1990年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报刊文摘》上，我看到一则战争赔偿在东欧各国被重新提起的报道，我的脑海里不禁冒出这样一个念头:“既然东欧国家可以要求德国进行战争赔偿，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最大的受害国。难道日本不应该对中国赔偿吗？”

　　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我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东欧各国重提战争赔偿对我们的启示》。1990年9月，全国期刊展览会在北京召开，我把自己写的这个文章拿到会上，找了几十家媒体，可是没有一家肯发表。

　　记者：被拒绝后你又做了哪些工作?

　　童增:我查阅了更广泛的资料，把《东欧各国重提战争赔偿对我们的启示》修改为《中国要求日本受害索赔刻不容缓》。1991年3月25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我把《中国要求日本受害索赔刻不容缓》打印了200份，除了一份递交给全国人大办公厅信访局外，其余的我拿到人大代表的驻地，抓住代表们晚饭后出来散步的机会，我把准备好的文章散发给代表们看。

　　记者:有代表响应你吗?

　　童增:意见书在人大代表中引起强烈反响。甘肃、安徽等省第二天就开会进行了讨论。一年后，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贵州代表王录生和安徽代表许学受等领衔签署的“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正式提交大会，并最终被列为此次大会的正式提案。

　　16年来，没有一项民间索赔取得最终胜利

　　记者:从1991年向人大办公厅信访局递交意见书，至今已有16个年头。16年来，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你一路走过来的。

　　童增:是正义的力量。16年里，我接触了太多的二战受害者，他们的惨痛经历时时触动着我的心。一个叫刘连仁的，被抓到日本当劳工，1945年日本战败，他不知道，从当地的工厂跑了，跑到北海道的深山老林生活，吃树皮，吃果子，奇迹般生活下来。1958年有人发现了他，把他带出来，与世隔绝了13年的他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了……如果不为他们讨个说法，争取公平和公正，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心是无法平静的。

　　记者:为了给二战受害者讨回一个公道，志愿者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牺牲了很多个人的东西，有的人离开了单位，有的人家庭不和。作为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童增:我们是民间组织，是志愿者。作为志愿者，所有的付出都是自觉自愿的，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觉得志愿者应该在处理好家庭和工作的前提下，再付出一些爱心比较好。

　　记者:经过16年的努力，山西慰安妇诉讼案、花冈劳工诉讼案等25起民间索赔诉讼陆续在日本提起，但至今没有一项民间索赔取得最终胜利。有过放弃的念头吗?

　　童增:虽然我们败诉了，但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指责日本的罪行，支持中国二战受害者寻求正义的努力。另外，对日民间索赔也让许多日本人知道了他们在教科书上不曾了解到的历史。而留在日本法院的证据以及那些判例，都将被载入历史。

　　同时，这也反映了日本更深层次的问题——日本法院在挑战全世界的良知，一次次的诉讼本身也是一次次向世界发出声音，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在强词夺理，从而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更加理解和支持中国二战受害者。因此，无论官司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斗志。

　　记者:16年来，在日本进行的慰安妇、劳工、细菌战、化学武器等官司，给今后索赔留下来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

　　童增:经验教训很多，关键是如何对此类官司进行调查取证，如何拿出让法庭信服的证据。另外就是，尽最大努力让那些年已古稀、体弱多病的二战受害者，能够自主地表达他们的索赔要求，进行证据收集和保存，并及时依法指定其索赔权利的承继者。

　　记者:2006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再次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冯锦华等爱国人士当日在北京的日本驻华使馆门前进行了强烈抗议。当天上午我采访了冯锦华，下午，冯锦华给我传来了抗议照片。当看到照片上只有40多人在日本驻华使馆门前抗议时，我的心情很复杂。据我了解，你们每次活动都局限在较少数的人中，有没有感到自己力量的薄弱?

　　童增:表面看来，我们的人数是少了点，但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正义的，正义的力量是无穷的。

　　有5家律师事务所成为对日索赔国内诉讼的法律援助单位

　　记者:1993年，你入选美国的《世界名人录》一书。入选的理由是:你把战争赔偿理论发展为政府间的战争赔偿和民间受害赔偿理论，并极大地推动了民间索赔运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和预防战争犯罪做出了贡献。你怎么看待这个荣誉?

　　童增:我觉得，这是对我正在做的这个事情(对日索赔)的认可。

　　记者:你所领导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都由哪些人组成?

　　童增:当然是爱国人士了。

　　记者:具体一些，比如他们的年龄、职业等等。

　　童增:从年龄上讲，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20多岁。从职业上讲，有工人、农民、学者、律师、艺术家等等，涵盖社会各个阶层。

　　记者:除了组织捐款，奉献爱心以外，你们的活动还有哪些?

　　童增:我们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同国内外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及其法定承继者和相关民间组织的联络和交流；收集、整理、编纂国内外战争受害者的受害资料，评估其受害损失；为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及其承继者对日索取赔偿提供法律和经济援助；接受受害者、受害团体及其承继者的委托，依法向日本政府、相关企业和人员，提起索赔诉讼；组织国内外法学界、司法界、史学界专家就对日民间索赔的相关课题开展研究；参加或举办与对日索赔有关的国内外研讨、培训和交流活动；编制简报和录音、录像资料，出版相关研究成果；接受海内外个人、企业、团体为声援对日索赔事业提供的捐赠。

　　记者:你们这次来山西，按照上海慰安妇研究所提供的名单，山西幸存的慰安妇有20个人，但来后发现两年之内有6名慰安妇已经先后去世……

　　童增:听到这个消息，除了痛惜以外，更加感觉到肩头责任的重大。

　　记者:随着幸存者的逐渐老去和离世，索赔的困难会不会随之增加?

　　童增:这些受害者的逐渐逝去，对民间对日索赔有一定的影响。但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些受害幸存者影像和文字证据取证工作，这些都是以后法庭可以认可的证据。

　　记者:有消息说，今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将致力于推动对日索赔的国内诉讼，是这样的吗?

　　童增:鉴于在日本提起诉讼索赔屡屡受挫，联合会今后将推动受害者在国内提起诉讼。目前已有5家律师事务所和联合会签订了协议，成为对日索赔国内诉讼的法律援助单位。

　　记者:在国内诉讼是不是对战争受害人更有利?

　　童增:实际上，在公正公平的法律原则基础上，无论在哪里提起诉讼，其胜诉的几率都差不多。但问题是日本政府在对待侵华历史问题上不赔偿、不认账的态度，使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官司在日本法庭很难得到公正判决。另外，目前要求索赔的受害者主要是普通百姓，他们没有太多费用来打官司，而在日诉讼所需的巨额费用，是大多数被害人无法承受的。中国作为二战受害国之一，对战争造成的伤害和痛苦有切肤之痛，中国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会让中国法庭在对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上，有可能做出更客观更公正的判决。

　　记者:作为民间组织，除了法律援助，你还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支持?

　　童增:战争受害的幸存者现在都已是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对日索赔的接连失败，给他们的身心带来巨大伤害。希望国内更多有识之士伸出援助之手，关爱、帮助这些老人，让他们在心灵上得到慰藉。

　　本报记者 刘剑

　　（编辑：闫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