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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在媒体上公开表示愿意帮忙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0月11日08:52 青年周末

  律师在媒体上公开表示愿意帮忙 再次燃起希望

  9月16日的《检察日报》登了对兄弟俩的采访文章,同时还提到了两位北京律师,他们向记者表示,“我们准备冒一把险,挑战兑奖规则中的‘28天’规定,帮助汪亮解通过诉讼程序挽回损失”。

  当时忙于应付媒体的汪氏兄弟俩并没有太在意这句话。当媒体已经无法帮汪亮解要回500万时,哥哥汪亮田想起了报纸上的这句话。他找当时采访他们的记者要到了律师的联系方式。

  汪亮田一个人去了律师事务所。这个一点法律知识也没有的安徽人只关心两个问题:打官司能不能要回奖金?打官司要花多少钱?

  “我们跟他解释什么是‘

霸王条款’。打官司,从理论上来说,我们是有把握赢的。”刘金海律师告诉记者。至于诉讼费用,律师告诉汪亮田,知道他们是打工仔,准备设计一个不需要太多诉讼费的办法来起诉。

  打官司不太可能一分钱不花。汪氏兄弟明白这个道理。汪亮田思考半天,对记者说了一个数字:“一千多我们还是可以承受的。”

  为了打官司,汪亮解又回了趟老家,花了四天时间和三百元钱路费,补办了一张临时身份证。长假期间,汪亮解正式和刘金海、杨航远两名律师签约,委托他们进行诉讼。

  汪氏兄弟的父母也在北京。两位老人得知儿子要和北京体彩中心打官司,很是担心。

  汪亮解沉默良久之后,抬头直视记者,说:“就算这个事不发生在我身上,也会发生在别人身上。”一瞬间,这个寡言的打工仔似乎有了点“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神情。

  50万卖掉彩票也没戏了

  9月21日,汪亮田在小店里接到一个电话,称有一个彩票点的老板想出50万买他弟弟的那张彩票。汪亮田当时没反应过来对方是什么意思,就说:“那就帮我们联系一下吧,我找弟弟商量一下。”连对方的身份都忘记问了。

  后来看了报纸才知道,是方庄一家彩票中心的老板找到报社记者,表达了这个意图。之后,这个电话再没有打来。“不太可能有人花50万买这张彩票吧?我不太相信。”50万买彩票的事,汪亮解从来没有表示不卖。“50万不少了,能在老家干不少事了。”汪亮解说。但他哥哥马上补充说:“现在我们已经和律师签约了,怎么做,得问问律师了。”

  “如果有人出50万买这张彩票,哪怕更少一点的钱,我们都建议他卖掉。卖掉彩票,并不影响打官司。再退一步说,就算卖彩票会影响到诉讼,我也建议他卖。我们介入这件事的初衷有两个,首先是帮到汪亮解,其次是完善彩票制度。卖掉彩票显然能对他的生活起到帮助,而要完善制度,如果纯粹让汪亮解来买这个单,对他太不公平了。我们可以给有关部门建言,或者通过舆论的力量。并非只有打官司这条路。” 律师刘金海告诉记者。

  10月9日,记者致电方庄这家彩票店时,曾向媒体表示对这张彩票很感兴趣的李经理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并挂断电话。

  希望一次次升起,失望一次次降临,要打官司了,汪亮解的心又提到嗓子眼,他没心思干活了。

  老家是个闭塞的小山村,不看报纸

  体彩中心已经尽到告知义务?

  7月29日晚开奖之后,北京市体彩中心就在电视上、报纸的彩票栏等地发布了开奖和领奖信息。随着最后期限的日益逼近,体彩中心也想了其他办法。在各个彩票点彩票售票终端机上发布告知信息,各个媒体也开始关注这个500万大奖的神秘得主。体彩中心的工作人员甚至还找到了这注彩票的出售点——北京市丰台区吴家村甲1号的老板,请他回忆当时购买彩票的人的特征。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等来彩票的主人。

  8月26日是对奖的最后期限了。当天是周日,但体彩中心的工作人员仍然在加班等待幸运儿的出现。到夜里12点59分,熬夜守候的工作人员终于收拾东西准备下班。不少评论认为,体彩中心已经尽到了告知的义务。

  老家是仅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

  彼时的汪亮解,正在安徽枞阳的一个小山村里照顾患胆管结石的老岳父,顺便照看一下家里的几亩水稻和棉花地。

  结婚后,汪亮解就搬到距离自己家十几里地的妻子家去住,他是大女婿,在他们那个山村里相当于“半子”了。妻子后面还有3个妹妹,其中两个在校念书。“他岳父病了,他不可能不回去。家里一个男人都没有是不行的。”汪亮田说。

  在这个只有几户人家聚集的小山村,那里不通电话,人们也几乎不看报纸。汪亮解除了干活和照看岳父,已经完全忘了自己留在北京的那四注彩票。

  买了将近7年彩票的他,从来没试过买完彩票扔在一边不理。偏偏这次把彩票遗忘了一个多月,他觉得冥冥之中似有注定。

  “那注彩票是我随便选了几个号。我几年前还算过,哪个号可能性大些。后来都发现是骗人的,再研究也没用。我就随便选。我选完那注之后,心里咯噔的一下。当时也没在意,买好就吃饭去了。”

  打工仔在京不需要朋友

  哪怕汪亮解当时人在北京,只要他不去彩票点买下一期彩票,他也不会知道外界在寻找他这个幸运儿。

  汪亮解租住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大杂院里,租金一月一百。大杂院里住着一群和他一样来北京讨生活的人。有卖菜的,有做

装修的,有收破烂的。他们几乎不会买报纸,更不会上网。就连这样一个住所,汪亮解也是三天两头就换。他是一个装修工,如果碰到能干上十几天的活,他就会把房子退掉,去工地上住。他的家当很少,除了几件衣服,就是一台在旧货市场花几十元钱买的黑白小彩电,只有没找到工作的时候才会打开来解闷。

  汪亮解来北京虽说已经7年了,但一口浓重乡音仍然没有改变。“我不用学普通话,不和本地人打交道。”汪亮解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

  现在,汪亮解正跟随着一个四川人在北京的某个楼里干着装修活,连他哥哥都联系不上他。在没有固定朋友的环境里,汪亮解就像一根随波逐流的水草,没有人能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找到他,包括亲人。体彩中心依靠媒体所作的寻找工作,触及不到汪亮解以及他的生活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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