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街上13间老店铺

　　中英街上13间老店铺

　　这些店铺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嘉庆年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英街上有13间老店铺，这些店铺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嘉庆年间。解放初期，随着成立统一的综合公司，以及上世纪80年代末中英街商业极度繁荣，这13间老店铺因处于危房之中，危房被先后拆除，老字号也随之逐渐消失。

　　“当年的中英街指的就是这一小段，两栋骑楼一共有13间店铺，也是当时中英街镇内最繁华的地方。我小时候最喜欢到这些热闹的地方去玩了，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这些店铺当年是卖什么的，特别是两栋骑楼之间小广场有个小摊煎的糍粑和萝卜糕非常好吃！这张老照片应该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拍摄的。”

　　当中英街历史博物馆馆长孙霄拿出一张珍藏的历史照片给记者观看时，在一旁的中英街老居民刘伟强马上激动了起来。

　　壹

　　水产店每天购进数百担鲜鱼

　　望着照片上久违了的画面，刘伟强仿佛又回到了快乐的童年，回到了那曾经伴随他成长的中英街。

　　刘伟强指着照片说：“这栋楼一共有6间铺面，就在5号界碑附近，第一间是果菜店，专门代销各种蔬菜水果，我父亲就在那里工作了十多年，小时候放学后，我经常与同学一起到店里玩耍。”当时，沙头角英雄连的连长罗奕光就住在楼上，他曾经到北京出席全国第二届民兵代表大会，并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中央军委还授给他一支当时最先进的半自动步枪，回来后民兵们都喜欢拿着这支步枪在中英街上站岗放哨。

　　刘伟强回忆道，第二间是水产店，卖些咸鱼和其他新鲜的海产品以及渔具等捕鱼工具，每天都要收购二三百担鲜鱼，许多香港渔民也将捕到的鱼虾卖给水产店，然后再从水产店买些柴油、渔灯等东西回去。水产店在后面有个加工厂和一个很大的盐库，把收购来的鱼加工成咸鱼，除少量供应当地居民外，大部分都要按照国家计划运到河源、梅州的山区销售。

　　第三间是理发店。说到这里，刘伟强禁不住笑了起来。他说，现任中英街社区居委会主任老沙就在理发店里当过学徒，因为他的年纪和老沙相仿，所以老沙就经常拿他的头来做试验，练习理发技术。

　　第四间是卖瓷器盘碗的散货店，第五和第六间则是连在一起的沙头角综合公司开的茶楼，再过去就是中英街著名的古榕树了。

　　贰

　　济生堂首家中西合璧药店

　　刘伟强说，这13间店铺是当时中英街最繁华的地段，也是整个沙头角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榕树的右边是另一栋骑楼，这栋骑楼比左边的骑楼要大一些，有7间店铺。第一间是新华书店；第二间的农村信用社，是当时中英街镇内唯一的一家银行。在1962年还发生了一件轰动粤港的事件，那时敌特分子将一个定时炸弹放在信用社的门口，当晚巡逻的解放军战士和民兵看到门口有一包东西，便一脚踢了过去。说来也巧，这一脚恰好把定时器和炸弹踢得分开了，从而避免了一场爆炸。谁知，第二天香港的一些报纸却登出了消息说，“沙头角一间银行发生了爆炸”，闹出了一个笑话。

　　与信用社相临的两间是当时中英街镇内最大的百货公司，第五、第六间则是糖烟酒公司，第七间则是“中西合璧”的药店。

　　“这间药店也是大有来头的，它现在还被搬进了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复原后成为反映二三十年代中英街的重要历史场景！”刘伟强自豪地对记者说，解放前中英街作为惠盐地区的重要墟镇，商业十分繁华，南来北往的商贾络绎不绝，仅中药店就有6家。其中，“济生堂”是最著名的一家，虽然其开业的具体年份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据老人讲，早在民国以前就有了，最初由盐田人所开，后来几经易手，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时，便与其他几家药店一起被合并到沙头角综合公司。沙头角引进西医后，它又成为沙头角第一家“中西合璧”的药店。

　　叁

　　“我家渔栏是地下交通站”

　　刘伟强刚把这13间店铺介绍完，东纵老战士陈友就接过了话茬：“那间水产店是我们家开的，叫‘均利渔栏’，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党的一个秘密交通站，我十二三岁时就开始传送情报了。”陈友说，当时他经常利用给日本人送鱼的机会，到日军的碉堡上去察看日军的人员兵力部署，然后送给驻扎在粉岭的抗日武装，其中一个碉堡就在3号界碑处，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被拆除。香港沦陷后，我党开展了文化人士大营救工作，其中一条秘密交通线—东线就是沙头角至惠阳沿海。为了营救被困香港的文化人士，中英街上的这个交通站在地下党组织和东江纵队的领导下，曾秘密把一批文化人士从香港转移到交通站，再由东纵武装护送到惠州等地。

　　陈友老人说，日本侵略者是十分残暴的，他们占领中英街后，便在中英街靠近深圳一侧拉了道铁丝网，不允许两地居民随便往来，而居民出入桥头关口时，也必须向日本人磕个头，用日语说句“你好”才能出入。而且日寇对付抗日游击队更是异常凶残，陈友还清楚地记得，同村有个一起参加东纵叫陈金的战友，陈金在一次战争中负伤后便回到家中养伤。不料驻扎在沙头角的日军得到消息，便化装成渔民偷偷来到鹿颈村，陈金在撤退到鹿颈文林小学附近时，被日军开枪打伤，不幸被捕，日本人将陈金押往粉岭后便惨无人道地将其杀害了。

　　肆

　　一场海啸摧毁百年老墟

　　在中英街历史博物馆，记者见到了根据韦永福绘制的地图复原的东和墟模型，当时72家店铺的墟市，气势十分宏大。其中29家在上街，32家在下街，11家在旧街。孙霄说，韦永福当年就在上街西门内租了5间房屋。下街也称作正大街，早期重要的店铺都位于这条街上，而比较有名的当铺则坐落于旧街和上街的交界处，几乎所有的店铺都大约为20米长、5米左右宽，大部分店铺都是零售杂货铺，几家批发店则是做鲜鱼买卖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和墟内的店铺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民国初年的东和墟虽南来北往的商贩仍然川流不息，但墟内有了5家妓院、两家鸦片馆，还有3家叫做“美香园”、“奇香园”和“新中国”的酒家，展现出一幅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边陲小镇的世象百态图。

　　令人遗憾的是，东和墟的时间静止在了1938年阴历七月二十七，这是令所有沙头角人惊魂的日子。这一天台风引发的海啸使东和墟毁于一旦。刘马央清楚地记得，一户铁匠一家七口全部被突如其来的海水淹死，还有一位借宿其家的外地朋友也未能幸免于难。“听说这次刮台风香港那边的渔民都死了上百人。”刘老伯现在回忆起来还有些后怕。传教士韦永福描绘的东和墟的繁华景象，今天只能从其文字描述中窥见一斑了。

　　海啸使得繁极一时的东和百年老墟毁于一旦，但这没有吓倒勤劳的客家人，很快人们又在原址附近先后建起了以这13间店铺为中心的新墟镇，也由此形成了今日中英街的格局。

　　13间店铺可追溯到清朝嘉庆年间

　　“不仅济生堂曾经是百年老店，这13间店铺每间背后都有一串串故事，它们是中英街百年商业变迁的亲历者，也是中英街百年沧桑的见证者。其实早在150多年前瑞士传教士就曾为中英街写过书，不过那时候的中英街的名字叫东和墟，规模也比六十年代大，有3条街72家店铺。”刘伟强话音刚落，其80多岁的老父亲刘马央马上补充说道。

　　中英街历史博物馆馆长孙霄向记者解释说，刘马央说的书是瑞士巴色会传教士韦永福写的《1853年的东和墟》一书，此前被国内学者发现后，曾经在深港两地史学界引起不小的振动。它为世人描述了150多年前，东和墟这个被西方传教士称为最早的东方和平市场墟镇繁极一时的景象。

　　孙霄说，中英街13间店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嘉庆年间，沙头角一带居住着数千从东莞、博罗等地迁入的客家移民，靠种养、捕鱼、制盐等为生，每逢农历二、五、八当墟的日子，他们都要通过一条叫“庙径”的小道翻山越岭到几十里外的“深圳墟”去赶集。到清朝道光年间，沙头角沙鱼涌村有一位潘姓人士提议在沙头角本地建墟，马上就得到地方乡盟组织“十约”的响应和民众的支持。1830年前后，“东和墟”成立，并确定农历一、四、七为墟期，这也就是13间店铺最早的雏形，中英街的百年商业传奇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孙霄介绍说，东和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周边发达的渔农经济，使得东和墟很快就繁华起来，建墟初期就有店铺几十间，有中药店、猪肉店、米店、油店、木匠店等。其中最有名的是狗肉面馆，每逢墟期门庭若市，甚至盐田、横岗和惠阳一带的乡民也纷至沓来，成为惠盐宝安一带最繁华的墟市之一。以至1850年，一位名叫韦永福的瑞士巴色会传教士目睹了东和墟的繁华景象后，不仅在这一住就是4年，而且还写了《1853年的东和墟》一书。这位西方传教士把东和墟称为最早的东方和平市场，并对市场以及每间店铺的结构作了详尽的描述。让韦永福没有想到的是，他对东和墟的详细描述和精确绘制的地图，100多年后还引起了轰动，并成为人们研究深港历史的重要史料。

　　珍贵老照片成历史记忆

　　这些让许多中英街居民激动的珍贵历史照片，不仅背后饱含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而且也为中英街的修复改造工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和依据。

　　这些珍贵的历史图片的来历也颇为曲折。孙霄说，1998年盐田区筹建中英街历史博物馆时，当时关于中英街的历史资料并不多，特别是图片资料更是少之又少，为开馆筹备的“中英街历史展览”一段时间曾陷入了困境。后来，他偶然得知深圳海关的一位叫郑中建的退休干部，曾将十多张12寸的中英街历史照片捐献给当时的沙头角镇委宣传部，“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孙霄找到这些照片时，发现都是拍摄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珍贵历史图片。

　　与老居民刘伟强父子面对老照片时的激动心情不同的是，作为研究中英街历史的学者，孙霄心中总有一些遗憾。孙霄说这两栋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骑楼，具有典型的岭南建筑风格，又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夹杂了一些南洋文化元素，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时代特征，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同时，骑楼的13间店铺有一些也是东和墟建墟以来就创立的百年老字号。但经过解放初随着成立统一的综合公司，以及经过上世纪80年代末，中英街商业的极度繁荣，在商业利益的追求下，两栋老骑楼成为危房，先后被拆除，一些老字号也逐渐消失。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李迩实习生王銮锋杜剑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廖万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