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盲艺人或盲艺人遇我 都是缘”（图）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田青——

　　左权盲艺人在省图书馆演出（资料照片）

　　田青，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

　　冯骥才说：“把民族音乐的抢救与弘扬紧紧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大张旗鼓地把原生态的音乐歌舞搬到舞台上和荧屏中的人是田青。”

　　余秋雨说：“如果说，置身于佛教音乐中的田青是一位安静的居士，那么，站在原生态文化这一边的田青则是一位激昂的斗士。”

　　田青说：“民间艺术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土壤和母亲，古往今来的大艺术家没有不对草根艺术保持一种尊敬的心态的。”

　　应该说，没有田青上太行，就没有石占明这个原生态民歌“歌王”炫亮出场；没有田青上太行，就没有左权盲艺人三度进京演出；没有田青上太行，也就没有今日的“亲圪蛋”组合。

　　田青，创造了关于原生态民歌的持久话题。

　　10月15日是国际盲人节，之前，本报记者在北京对田青进行了专访。

　　“作为一个以听音乐为职业的人，我已经很难被音乐打动了。但是，那天，在左权，我居然在音乐中热泪滂沱。”

　　2003年的一个夏夜。在左权县一座破戏台的院子里。从屋里拉出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挂在戏台的山墙上。昏黄的灯下，是一张破旧的圆桌。桌子上，摆放着乐器，六七个盲人围桌而坐。

　　当民间小调《光棍苦》从一个三十多岁的敦厚北方汉子的口中唱出的那一刹那，田青震惊了。那撼人心旌的歌声飞向苍穹，悠远高亢，荡气回肠，田青屏住呼吸陶醉其中，继而泪流满面。“他们像一切真正的民间艺术家一样，有一种从骨子里流露出的尊严，端坐在那里，像一尊沉默的山，像一座紧闭着门窗的廊庙。然而，他们只要一张口，你就必须跟着他们走，他们用他们的音乐，勾魂夺魄。”田青缓缓的话语中涌动着一个艺术家深沉的爱。

　　田青说:“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眼泪开始流下面颊的，但我知道我为什么流泪。在艺术中我最怕两个字:真实。每当我不经意间在艺术中与它邂逅，我都不能自已。”

　　昏暗的灯光下，音乐在生它养它的这片黄土地上自然流淌，就像山野林间的水，田边小路上的风。田青忽然感到，面前的这些盲艺人就是师旷再世，阿炳重生。

　　于是，那夜，他写下了《阿炳还活着——听山西左权盲人宣传队》一文，文章在《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艺术评论》《盲人月刊》发表。

　　他说:“次日，我回到了北京，然而，他们饱含感情的声音和没有表情的表情，却一直跟着我。”

　　一个月之后，田青又一次专程来到左权，和他们一起下乡。“当我搀扶着他们，在山间小路上艰难地行走时，当我和乡亲们混坐在一起围看他们表演时，当我又一次在那座破败的古戏台下听他们歌唱并为他们录音时，我心里总有一种莫大的欣慰。因为，我亲眼看到了这些师旷的‘后裔’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辛勤而尊严地生活着，我亲耳听到当代的阿炳们在用他们美好的艺术回馈着社会，像遍野的春草一样一年一年地传承着绿色。而这绿色，不就是白居易眼中那野火烧不尽的绿色吗?!”

　　“也许是宿命，我的老师杨荫浏把民间盲艺人阿炳推向了全世界。半个世纪后我到太行山，最最感动我的依旧是一群盲艺人。我不敢和我的老师比成就，那是没法比的，但是，对民间艺术的理解，我秉承了恩师的作风。”

　　据了解，左权盲人宣传队建队是在1938年，已经有69年的历史。队伍最多时有30多人，分5个队下村子里演出。抗日战争时期，曾假装给日本人算卦，给八路军送情报。到现在的这支队伍已是第六代了。

　　他们一年里有八九个月都在外面演出，每次演出都是坐车到左权最远的村子，然后一个村一个村走回来。队里稍微有点儿视力的人，当向导走在前面，完全没视力的一手搭着前面人的肩膀，一手撑着拐，排成一队走。一天走一个地儿，一走就是两个月。

　　他们蜗居一隅，多年来淹没在主流音乐的喧哗之下。“我要把你们带到北京。”田青拉着盲艺人的手说。

　　心灵与心灵相晤时，阳光更明媚。

　　2003年10月10日，首都师范大学的音乐厅里暖流涌动，“阿炳还活着——左权盲人宣传队的故事”专题民间音乐演唱会在这里举行，策划者与主持人都是田青，王昆、王范地、滕矢初、宋飞、成方圆、崔健等艺术家来到现场。

　　田青说:“只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活着的阿炳，让更多的人感受一下那切入身体每一个细胞中的感动和真实。”

　　帷幕拉开，11位端端正正坐在凳子上的盲艺人出现在观众面前。统一的蓝色中式对襟大褂，统一的白色棉袜，统一的老头布鞋，统一的表情，只有他们手中不同的乐器与观众交流着。

　　田青说，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姿势默默地坐着。

　　左权盲人宣传队第一次来到北京，第一次参加公开演出，他们竭尽全力，认认真真地寻找着心中的旋律，《桃花红，杏花白》《大实话》《红都炮台》《冯魁卖妻》等曲目，不染烟尘、不事雕琢、原汁原味，使舞台顿生光辉，倏然拉长了观众的脖颈，浪潮般的掌声此起彼伏。

　　他们的“声音苍凉而又高昂，高音区雄劲刚烈，中低音区浑厚、坚实、略带沙哑，充满磁性，转折处如云天裂帛，低回处如巨石夯土。他们没有现在许多职业演员和歌手的毛病，没有丝毫的做作、虚伪和职业化的表情，似乎不在意你听不听，喜欢不喜欢，只是唱，向着昊昊苍天，唱自己，唱自己的心中事，唱自己的生活。”

　　此次演出的火爆程度超出了田青的想象，《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等多家媒体均相继在报端讲述了左权盲艺人的故事。至此，太行山盲艺人的生活开始被人们关注。2004年、2007年，左权县盲人宣传队再度进京，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首都高校进行了学术性演出。

　　田青用自己对音乐的热爱和执著，在这块黄土地上孜孜不倦地探寻着原生态艺术的真正价值。盲人二胡演奏家、中国盲人协会主席甘柏林说:“解放后，盲艺人作为城市乞丐逐渐消失了，没有想到古老的太行山上却保留下来了。田青教授的这个发掘工作，可谓功德无量。”

　　作为一个民族音乐学的学者，田青认为那些奔波在路上的日子是值得的，从丛林寺庙中的佛乐到植根于大西北的原生态民歌，他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但他从来没有说过辛苦。对于佛乐的研究也许是继承了他的老师杨荫浏，但对于原生态民歌的热爱却是完全发自于自己的内心，那份对于自己内心真实热爱的纯真渴望。

　　“事实上，我遇到盲艺人或者盲艺人遇到我，都是一种缘，不刻意求取什么，顺其自然。同时，与这样的盲人艺术家比我们有更多的条件来享受世间的美好，因此，应该珍惜我们身边的幸福。”

　　田青做人尊奉八个字:重情，尽责，随缘，惜福。

　　他说:“任何一个音乐人乃至所有人，都要饱含感情看待众生，从而眼中才会有真艺术。”

　　田青与山西民间艺术渊源很深。

　　他说:“我是研究佛教音乐的，从五台山开始就特别关注山西。”

　　1989年，他就带着五台山的佛乐团第一次走出境外，去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佛教音乐研讨会;

　　2002年，他将石占明推荐参加了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一夜之间，太行的羊倌成了全国的“歌王”;

　　2003年，在田青的策划下，左权盲人宣传队第一次走出娘子关，走进了北京。

　　2007年6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稀剧种的展演，田青专门安排了山西专场，锣鼓杂戏《铜雀台》、临县道情《菜园配》、祁太秧歌《偷南瓜》等7个珍稀小戏令首都观众如痴如醉。“民歌恰是穷乡好。”田青说。“我还有一件事特别想做，那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在北京搞个河曲民歌专场。”

　　据说，田青自打从音乐学院毕业，上学时搜集的乐谱大半都陆陆续续地送给了人。这其中，有“莱比锡”版钢琴谱，有光华出版社当时用普罗米修斯的手段影印的“光华版”袖珍总谱。但是，有一本简谱曲集，他却始终未送人，也不轻易借人，只是秘藏。或月白风清孤枕难眠之夜，或三五知交酒酣耳热之时，田青便捧将出来，低吟浅唱。而结果每次都一样:独自默唱，良久，泪湿青衫，当众而歌，须臾，满座唏嘘。这本曲集，即音乐出版社1956年版的《河曲民间歌曲》。

　　他说:“打开乐谱，仿佛来到了晋西北黄河角上这个历史上有名的穷乡。在这个连黄河到此都是‘曲’折而去的地方，被口外的寒风裹挟着，飘来了这里人人会唱的山曲。”

　　他说:“不知别人怎么样，我反正是服的，而且，五体投地，从心底里觉得文人的诗是‘作’出来的，而民歌，才是天籁。”

　　本报驻京记者 黄丽

　　（编辑：张星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