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联帮大佬的爱恨情仇

　　特约撰稿 龙军 饶智

　　供图 秦风 龙军

　　陈启礼死了。10月4日晚21时许，香港法国医院，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天下第一大帮”竹联帮前总堂主结束了波诡云谲的一生，终年64岁。

　　8月24日，当他悄然离开栖身的柬埔寨，前往香港治疗晚期胰腺癌时，其位于柬埔寨干拉省宗波烈村的超级庄园，还在紧锣密鼓地施工。即便对在柬的许多好友，他的出行也秘而不宣。

　　这个被奉为竹联帮精神领袖的老人，即使在他病入膏肓时，依然属于台湾司法部门追逐的猎物。令人喟叹的是，在这奄奄一息的时刻，他还不忘操心帮务，因恐自己离世造成帮内大乱，他亲自点名数位竹联帮老大赴港医院见面。

　　陈启礼的死去，宣告了一个帮派

神话的结束。其当年因“江南案”所衍生的戏剧化效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注定将成为华人世界黑白两道嫁接的特殊样本。

　　老人

　　在柬埔寨首都金边西北角592路62号，有一栋普通的民居。与金边众多豪华

别墅相比，它并不显眼。直到2000年，因主人私藏枪支被柬警方逮捕，这栋普通的民房才声名远播，一度成为媒体和普通观光客追逐的焦点。

　　人们偶尔会见到62号的主人出现。看见等在门外的人群，这个身材瘦高，面容安详的长者会友善地招呼大家，不论是否相识。他就是被称为天下第一大帮竹联帮的前总堂主陈启礼。

　　大门外，柬埔寨警察安静地巡逻，背着冲锋枪。这是在金边任何一个大型市场，甚至街边都常见的场景，与陈启礼无关。作为柬埔寨王室授予勋爵、柬埔寨外交护照的持有者，他有权利雇佣专职的保镖并拥有防身的武器。媒体广泛传播着这个老人住宅前后森严的戒备。对朋友们来说，这个传言仅仅是写作者制造的噱头。除了贴心的柬籍老仆人，他随身只有一个当地的保镖兼司机，低调而安静。

　　除了游客，62号的静谧时常被进出的豪华轿车打断。当地的导游已能根据门外汽车的多少，判断老陈是否在家。大多数时间，他都在距金边14公里的干拉省庄园内监工，那里，占地3万平米的18栋别墅正在紧张施工。根据他的计划，这里将成为全柬最奢华的娱乐休闲城。

　　6月中，当记者在庄园见到他时，他正看着来自越南的木匠，将从老挝运来的桧木安装在金碧辉煌的木殿之上。这座大型木殿已经基本完工，木殿共有24根已超过1500年树龄的桧木造成，每根购入价相当于35万美元，都来自老挝深山密林中。

　　陈启礼背着手，一言不发。直到客人走近，他温和地微笑着伸出手来，重重地握手。

　　慢慢回到凉亭，凉亭的主座一直空着。尽管谁也没有事先提醒，但一直到他落座，周围的人才慢慢落座。他亲自动手，用高山功夫茶款待客人。

　　柬埔寨华人社团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聊聊天，除非老人主动说起，别谈竹联帮和江南案。老人身体不好。

　　江湖

　　1943年4月27日，祖籍江苏高淳的陈启礼生于四川广安。解放大军入川时，陈父母辗转南逃抵达台湾。先在基隆栖身，1952年进入台北。这时也就是他进入“江湖”前的实习阶段。

　　那时“二二八事件”结束不久，台湾人对外省人心怀仇恨，时思报复。若干年后，陈启礼回忆，在当时的东门小学，他这个“外省人”成为被本省学生欺负的对象，就此开始了用拳头说话的历程。“我读小学一年级，全班连我一共三个外省的，那另外两个就常常被打，不敢反抗。我的个性，不喜欢人家这样对我，所以下完课班上有些人来打我，就大打出手。然后到后面演变成每天下完课，全班来打我，再接下来就是整个年级的学生一下完课，统统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整个年级都来打，我就一直奋战。那个下课铃声根本对我来说，就是

拳击台上，擂台上的那个铃声，每一堂下完课，就是一场拳击赛。我从小这样打上来，我的实战经验太丰富了。”

　　从小学一路打到了初中。这期间，台湾太保猖獗，尽管奋起反抗，他依然成为太保抢劫和欺负的对象。陈启礼在强恕中学上学时，遇到了一件使他改变人生态度的事。有一次，他的手表、钢笔被一名大他几岁的人抢去了。陈启礼找到父亲和校长，却没有解决问题，他从此悟出一个道理：学校、家庭并不能替他解决什么问题，朋友、拳头才能显示真正的力量。陈启礼的父亲后来回忆此事，曾感慨地说：“当时，我看到他失望的眼光就明白了，这个孩子以后在外面遇到什么事，都不会来告诉我了。”

　　1956年，为了自保，13岁的陈启礼加入了孙德培的中和帮(竹联帮的前身)。

　　1956年的台湾江湖并非中和帮的天下。前有轰动一时的台北“十三太保”，近有永和帮、三环帮、文山帮、万国帮……其中，以大一、大二学生为主的44名青年在台大校园成立的“四海帮”横行台大、公馆周边，一枝独大。

　　1956年6月的一天，中和帮老大孙德培因杀死一其它帮派成员锒铛入狱，以赵宁为首的几名中和、永和一带的帮头召集同好在永和镇召开“中和第三次大会”，不少好惹事的青少年学生摩拳擦掌，涌向了竹林路的竹林地。领头老大拿出三把早已准备好的匕首，一边插入地中，一边念念有词：

　　“第一刀插中央，叛帮出卖兄弟者，千刀万剐无人埋！”

　　“第二、第三刀，刀口向外，齐心协力对外帮！”

　　三把刀插毕，有人又把预先准备好的酒倒在碗里，众人依次沥血入酒，分头饮下。与会者根据结盟地取名竹林联盟，简称“竹联帮”，为了表示尊重孙德培，规定不设帮主，仿效洪门，而分设“狮、虎、豹、凤、鸭”五个堂口，各立堂主。由200多学生组成的“竹林联盟”就此出笼。

　　竹林联盟初期的江湖，与陈启礼依然关系不大。他加入竹联帮后不久，转入南强中学，和“青蛇”邓国沣组织了“南强联盟”(是竹联帮扩张发展时期的支派)。1962年，在“竹联”与江湖霸主“四海帮”火并时，陈启礼应林国栋之邀率领大批兄弟返回“竹联”，开始持续5年的两帮火拼。50年代中期的台北江湖火拼还处于低级阶段。棍棒和拳头是最常用的武器。武士刀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几年以后，当武士刀成为常规武器之后，竹林帮制造的竹枪成为黑帮火拼中的绝杀，这是陈启礼和他手下干将在几次重要的火拼中的临机发明。

　　江湖就是刀光剑影，17岁时，陈启礼左臂被三环帮老大砍中两刀。这是他浪迹帮派离家3个月后的事。亲人寻迹而来，但他依然没有回头。

　　陈启礼日后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从小打出来的实战经验，不怕死。但无可回避的是，台北警方在1962年对当时的江湖霸主“四海帮”的取缔，让陈启礼和“竹林帮”成功突围。四海帮的重回江湖还要在9年以后，但已是风光不再。

　　此时的江湖，竹林独大。作为重要的头领，陈启礼和他的同伙用收保护费的方式，建立了日后黑帮盛行的“商业保护”模式。其中，一个经典的案例是一个工地开工，竹联帮上门收取保护费，对方不给，竹联帮绑架了工地负责人，事后经调停，以交30万保护费收场。竹联帮承诺，哪怕工地丢了一块砖，他们都要负责。之后，其他帮派也前往该工地敲诈。竹联帮闻讯，火速派人前往，将对方当场重伤。从此，该工地无人上门滋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个例子成为竹联帮坚守“商业道德”的案例被广为宣扬。

　　至此，竹联帮接掌了台北市帮派龙头地位，还南下台中、桃园、嘉义、台南、高雄，串联各帮派，颇有“一统江湖”之势。

　　老大

　　即使是1996年后在柬埔寨，台湾商人还是习惯叫陈启礼老大。尽管他非常低调，避免公开露面。除非台湾商人求上门来，他才会用自己与柬高层的特殊关系，提供帮助。而民间的纠纷，他出面，大家基本都要买账。

　　金边人认为陈启礼在民间调停时，很有大哥风范。比如当事一方是台湾商人理亏，他也不会袒护，该怎么赔怎么赔，一言九鼎，两边都心服口服。

　　2000年，柬埔寨台湾商会会长李志鑫被另一个台湾商人雇凶枪杀，华社一片震惊。在处理善后问题时，“赋闲”在家的陈启礼参加了台商协会关于李志鑫的善后会议，非常时期，人人自危，台商一致推选陈启礼作为治丧委员会主任，一直到亚洲台商总会的负责人到金边，他才退到幕后。

　　也就是在这次事件中，说话口无遮拦的陈启礼给自己带来了一年的牢狱之灾。

　　李志鑫遇难后，陈启礼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展示了长短枪20余支。这成为他被逮捕的官方理由。但有柬当地流传着另一个说法。陈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明确表示，在金边，雇佣一个杀手只需要300美元。具有戏剧性的是，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帮派老大，接受采访时严厉批评了柬埔寨的治安状况，被柬当局认为直接影响柬的对外形象……

　　陈启礼的朋友评价他们的老大，从出道一直到死，没有什么不能和人平分。在刚进帮时，陈启礼靠从家里要钱和兄弟一起吃喝。没钱了大家一起挨饿。即使在担任竹联帮老大时，他曾经与人合伙做生意，最后双方发生矛盾。陈启礼将所有的钱放在桌上，一分两半，各奔东西。

　　陈启礼的父亲对他的评价是“父母、妻儿都不如朋友重要。”

　　1970年，陈启礼因陈仁被害案入狱。出狱后，成为纵横商场的企业家。在从商的过程中，有多少暴力的影响，不得而知。

　　一直到1980年，竹联帮名义上的老大是竹联元老周榕，但1980年，在当局情治系统暗中扶持下，“旱鸭子”陈启礼复出，从周手中接过了帮会的实际指挥权。他扩充实力，并将势力向军、警、政体系渗透。竹联帮在他手里迅速扩张成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天、地、至、尊、万、古、长、青、东”共17个堂口，附加女性专用的“花”字堂。其中，“天”、“尊”堂成为核心堂口，聚集了众多的骨干和竹联帮的元老。这两个堂口还从各分堂挑选精干的人，组成专门的战斗队，在需要武力的时候，集中使用。至此，陈启礼作为名副其实的总堂主，已是号令三军，手下门徒数万，并向海外扩张到美国、东南亚等地。

　　在生前，陈启礼很少提起作为老大曾经的风光和排场。但陈长风先生在他的《竹联帮和台湾黑社会》一书中曾经有过记述：随着竹联帮的扩张，1982年，一个前军官出身的竹联元老“灰鸭”柳茂川充分运用了军队的知识和技巧，再次训练出精锐的死士，作为堂主的保镖。他甚至规定，堂主身边至少要跟随三名死士。当遇到危险时，其中一人保护堂主安全离开，另外两人要死战挡住追击的敌人。这些人经他训练完成以后，在市区集中居住，随时待命出击……

　　台湾黑帮对混道上的人有一个无厘头般的等级划分。混黑道的证明是什么？进监狱。但进监狱也分等级。进看守所——犯罪的小学级；监狱——犯罪的中学级；管训队——犯罪的大学级；台湾蓝屿监狱——犯罪的硕士阶段；绿岛监狱——博士级罪犯，只有大哥才配享受。大多数在道上混的人，都要经过一级一级混上去，而陈启礼因陈仁案第一次进监狱，就直奔绿岛而去。

　　智

　　陈启礼绝对不愿做“无名英雄”。一方面他自幼受到反共教育，秉持有“忠党爱国”的观念；另一方面，他抱着出人头地的个人野心，混迹“江湖”，因此他的哲学就是“雄心未竟即是野心，野心已达便为雄心”。他曾多次对人说：“我最崇拜的人就是杜月笙。能像杜月笙那样‘青史留名’，又‘报效党国’是我人生的目标。”

　　在黑道生涯中，陈启礼逐渐悟出一个道理：要想在黑社会站住脚，除了心黑手狠，翻脸无情外，必须有头脑。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单靠拳头不仅在社会形成不了大气候，在帮内也当不上头领。

　　在社交场合，他表面谦恭沉默，并不像那种张狂浮夸之辈。他很会以彬彬有礼的态度和稳重斯文的举止博人好感。而在帮内，他又以讲义气、出手大方而深得人心。为了竹联帮的事业，他费尽心机，经常为了分析思考帮务而彻夜不眠。他想出的点子也常常使兄弟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陈启礼领悟到要发展黑社会的帮派力量，必须走“现代化”的道路，那种原始的黑社会手段只能是辅助性的。因此，他竭力把竹联邦办成一个近似美国小说《教父》描写的黑手党。一方面整顿竹联邦，一方面筹组四海、文山等四大兄弟帮，不仅仅是控制舞女，收受保护费，另外还竭力向各界伸手，开设职业赌场，为组织的发展打下牢固的经济基础。

　　在绿岛的五年多囚禁生活中，陈启礼苦读父亲寄来的古文、史书，把自己的黑道生涯的切身体验与历史人物的成败相印证，琢磨出一套自认为千锤百炼的人生哲理：无论是在黑社会还是台湾的现实社会，弱肉强食、成王败寇乃为天经地义。注意舆论、掌握“先机”是一条重要教训。

　　监狱劳动中，陈启礼把大家组织起来，以流水线方式作业，每次都超额完成任务。

　　出狱后，他还抽空自修各种知识，将他早年没有完成的学业重修完毕，获得了东吴大学土木工程系大学学历。

　　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控制“舆论”，他开始经手办报纸、杂志。先接手《华美日报》，又创办了《华美报道》。

　　复出后，陈启礼立即对竹联帮进行整顿，订立严格的帮规，成立“突击队”，使竹联帮成为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帮派。制定了“化解其他势力，壮大自己力量，控制底层社会”的策略，对其他帮派头领以礼相待，化干戈为玉帛，甚至不惜和有血仇的四海帮和解求共存。

　　陈启礼笼络了“白狼”张安乐、董树森等一批死党。在陈启礼第一次坐牢时，张安乐离开大学，为他守住了竹联帮，并创立了“母金”制，就是各堂口必须将开设赌场的收益交一部分作为“母金”，任何情况下，不得动用，因公伤、战伤或特殊情况需要补贴，一律由各堂负责人从子金内提付；董树森更是在亡命天涯时，时刻不忘营救陈大哥。

　　陈启礼深谙现代黑社会组织必须用“合法”外衣掩护非法活动的奥秘，把台湾许多退役军人、情治人员聘请安插到竹联帮控制的企事业机构中，与官方及大财团建立共存共荣、互相利用的关系，也为自己求了一纸“护身符”。

　　恶

　　在“江南案”前，陈启礼最轰动的“杰作”是“陈仁事件”。

　　1967年，陈启礼与有“赌场郎中”之称的陈仁相识，并迅速成为莫逆之交。3年以后的7月，深陷黑道的陈仁萌生退意。他卷走60万帮会“母金”，并寻求警方保护。竹联帮决定惩处陈仁的“叛帮”行为。结果，陈仁在警方的严密保护之下，仍在西门町闹市区被砍伤，事发当时，3个奉命保护陈仁的刑警正在现场，事件轰动全岛。竹联帮的作为让台湾警方大为丢脸，台北警方全力侦破此案，凶手张如虹很快被捕。他指称是陈启礼下达的命令，台北警方在7日后抓捕了陈启礼，并判其在绿岛监狱服刑5年半。

　　陈仁案并没有给竹联帮致命的打击。1984年的江南案直接导致了竹联帮成为众矢之的。

　　陈启礼的厄运缘于1983年5月。刚从美国回台湾的陈启礼接到电影厂制片帅岳峰的饭局电话，称有重要的军方人士在场。日后，人们把这个致命的约会看成是陈试图与主流社会接轨。

　　7月30日，陈启礼与引见人、演艺界人士白景瑞相识，8月2日，白正式将陈引见给当时的情报局长汪希苓。当时，情报局高层到场，场面隆重。在饭桌上，汪介绍，《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真名刘宜良，是叛徒，污蔑领袖……在这次会面后，陈启礼成了编号6217-730063、化名“郑泰成”的情报人员，并在阳明山基地接受了密码、照相、密显、射击等课程的训练。为前往美国暗杀刘宜良做准备。

　　1984年，陈启礼偕太太、帅岳峰和另一助手“黄鸟”陈志赶赴美国洛杉矶，与正在美国避祸的竹联帮骨干成员“鬼见愁”吴敦跟董桂森汇合。

　　20多年后，逃难到柬埔寨的陈启礼叙述当年的经过时称：情报局之前进行过三次暗杀都没有成功。他们连刘宜良每天走的两条路线都标得清清楚楚。陈启礼爬过悬崖，利用一个墙洞，天天观察江南一家的生活作息连续12天。1984年10月15日，根据侦察到的情况，吴敦和董桂森潜入车库，吴敦开了一枪，刘宜良当场死亡。然后董桂森上去对其肚子又补两枪……

　　刘宜良是美国公民，他特殊的背景引起了世界舆论一片哗然。美国FBI全力调查，很快锁定了陈启礼……案件很快真相大白。

　　作为竹联帮的最高头领，却亲自出马，成为当年最主要的当事人，陈启礼谈起那段往事并不避讳做案经过，但对自己的选择，却有另一番解释。他认为，自己并非在为蒋家尽忠，而是在响应“国家的号召”，义无返顾。

　　作为直接的杀手，他拒绝了情报局给他的奖赏，他不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更不承认是职业凶手，而是为“国”尽“忠”。

　　江南案发生后，情报局与竹联帮的关系被曝光，台湾当局颜面尽失。情报局局长汪希苓被逮捕，台湾政府同时展开“一清专案”行动，抓捕了三千多名竹联帮成员，陈启礼被判处终身监禁，后来减刑到6年半。竹联帮的黄金时代，也因此案而结束。

　　作为江南案的直接参与者，陈启礼一直到死，也不知道谁才是最后的主谋。

　　悲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陈启礼这一生荣辱都跟国民党脱不了干系。

　　大陆解放，解放大军入川时，陈父母辗转南逃抵达台湾，父亲陈中在国民党政府法院任推事，母亲肖玮在财务法庭担任书记官。

　　读小学时候，台湾籍学生排挤大陆子弟，陈启礼没少吃苦头。他的绰号“旱鸭子”也跟这个有关联。据说，当时美国曾军援台湾一批两栖坦克，被人们称为“铁鸭子”。陈启礼一不会水，二属竹联“鸭堂”，打起架来又威猛非常，故而得“旱鸭子”之称。

　　“竹联”大佬“灰鸭”柳茂胜出身官宦之家，初期的竹联弟兄也大多为军眷子弟，80年代，陈启礼复出后，在国民党当局情报系统暗中扶持下，竹联帮迅速发展，到江南命案发生前已拥有25个堂口，15000人之众。不仅有强大的武力后盾，而且拥有现代化公司和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除了各堂口配备有先进的枪支、刀械武装外，还有武装组织“突击队”和训练各种打手和杀手的训练营。

　　竹联所拥有的公司，设备电脑化，在一定程度上有时甚至可以左右金融市场；他们还有自己专门的律师，可以“拿法律玩玩”；甚至演艺界、建筑业、“特殊服务”也被他们控制，连某些地方的选举也被他们操控影响。

　　这时的竹联帮，再也不是当年竹林地那支打架斗殴的小太保队伍，已经发展成“雄霸江湖、纵横宝岛、跨越海外”的一股势力，号称“天下第一大帮”，陈启礼——就是这个公开地下王国的“国王”。

　　竹联邦的兴衰可以说是台湾现代黑社会组织的一个缩影，其发展壮大离不开台湾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影响。

　　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就带去了一批帮派流氓，加上从日本最大黑帮“山口组”归台的台籍流氓、特务，构成了台湾黑社会初期的基本势力，国民党与黑社会极为复杂的关系，又给台湾黑帮提供了温床。1000多个黑社会组织遍及全岛各个角落。

　　从绿岛出来，陈启礼脱离了“江湖”生涯，从油漆工干起，逐渐经营起自己的事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蛰伏”时期。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启礼孤注一掷，拿出自己所有的现金300万新台币，送给国民党权贵子弟及亲信，承包到了公营事业的工程，一举大“发”，从此认识到了权势的重要，也为后来与国民党权贵勾结埋下了伏笔。

　　通过兴办杂志，他逐渐与国民党统治上层挂上了钩。

　　1979年，台湾爆发“美丽岛事件”，给国民党带来了强烈震撼，当局考虑如何“既要执行戒严法、镇压党外地方势力反对派，又不致弄脏自己的双手”，开始与全省各大帮派接触，商量合作，策划帮派分子效忠“党国”。

　　国民党选中了竹联帮和陈启礼。陈启礼念过大学，服过预官役，在党、政、军、特和文化圈子都有不少同学、兄弟、朋友，而且具有“忠党爱国”的思想，在黑社会的威望能力，无人能及，所以当局决定要陈启礼“出山”，干一些国民党不适合公开干的事情。

　　江南案就是这样出笼的。

　　善

　　陈启礼的手下，根据他的话总结了83条语录般的《风雨录》，作为他对人生的总结。其中，第一条为——“陈子曰：世间的任何事，都会成为过去。当你遭逢艰难险阻，当你跌入万丈深渊，当你身陷绝望哀痛，你都不需灰心丧志。只要勇敢面对，它终将成为过去。”

　　而对于爱情，陈启礼的观点是：“恋爱之所以能持续，是因为有一方不怕受伤害。”他对坐而论道的专家学者深恶痛绝——“权势者放臭气的器官——学者专家”……

　　在招待记者喝高山功夫茶时，你听见这些带有黑色幽默的话一句连着一句冒出来，连绵不绝。陈启礼说到生与死，特别是说到江南案时，他流露出的依然是深深的无奈和失落。他认为，致人死命是天大的罪过，“人命关天”几个字从这个已经虚弱的老人嘴里轻轻吐出来，很难让人联想到当年的刀光剑影。

　　他说，杀死江南后，他抱定一死的决心，把一切都承担下来。陈启礼不承认自己当年热心插手江南案有回归主流的想法。1997年，台湾当局展开扫黑行动，通缉包括陈启礼在内的十大要犯。之前，嗅到异动的陈启礼辗转三地，最后选中了与台湾没有任何官方关系的柬埔寨安身。即使在身患绝症之后，他也没有更多可供选择的地方，回家，只是一个奢侈的想法。这是他生命最后时光最伤痛的事情。

　　陈启礼的家里有两个神龛。一个是关公，一个是父亲的神位。父亲去世时，正在柬埔寨监狱的陈启礼忧愤成疾，导致中风。

　　他不止一次地对朋友抱怨，台湾当局对他不公。他抱着为“国”出力的想法，事后发现，他和他的竹联帮，都成了政治的“夜壶”。

　　2000年的私藏枪支案刑满出狱后，陈启礼更低调了。他给自己制定了两大功课，泡功夫茶静心、每天游泳锻炼身体。除了打理日常的地产生意，重要的活动就是和朋友们聊天，出席华人社团举办的各种活动。

　　陈启礼好客。无论是谁，只要有求于他，他都会帮忙。而对柬埔寨贫困人口的救助中，他坚持对华人和当地人一同救助的原则，其中，他认为给食品比给这些家庭现金更实用。作为当年闯荡江湖的人，他清醒地知道，现金并不能给很多没有自制力的穷人安全和保障。

　　近年来，陈加大了对当地人的慈善捐助活动。柬埔寨记者李明洋告诉记者，他们统计，来柬后，陈启礼联合其他台商捐款超过百次。金边台商协会现任会长江永兴说：“我们都尊敬这个老人。”

　　李举了一个例，他曾经多次跟随台商下乡去救助灾民，只要陈在，他的捐助金额一定是最高。随行的台商们，会有意无意地紧随其后。“因为他是陈启礼！”

　　陈启礼一生的是非恩怨、爱恨情仇、善恶多变，随着他的逝世，俱往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