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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大少年失踪事件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0月25日10:55 南方人物周刊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伤城,尹日强也是 本刊记者郑廷鑫发自湖南浏阳 尹日强已经在家里呆了好几天了,始终没有走出家门。他一直躲在房间里,靠着网络偶尔和学校老师、朋友交流,还 有自己补习英语。 他怕见一切陌生人。 “这一个月来,我听的电话比之前20年加起来都多。说实话,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没意义的,也没有所谓的真相。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他在电话中说。 “我如果和你再说下去,可能就会把那些自己不想说的话给说出来。每个人都有两个世界,一个是面对外人时的样子 ,一个是自己内心里的样子,我不想别人知道太多我内心的东西,那些是我的隐私。我知道大家关心我,但我还是要保守自己 的隐私。” 他把电话挂了。 母亲罗金再在一边静静听着。她有些难过。这些年来,儿子和她说的话,可能都没有这段时间和记者说的多。 一个普通小镇 湖南浏阳市永安镇商贸城,尹日强的家就在这里。一排排三层小楼,楼下是铺面,楼上是住屋。这是镇上第一批商品 房。 “什么商贸城,不就是一个小市场嘛。”长沙来的出租车司机颇为不屑,颠簸过崎岖不平的路面,绕过闹哄哄的集市 ,这个小地方让他找得颇为吃力。 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内地小城镇,人们早已习惯了各种现代与传统杂交的场景。杂乱的街头上,衣着光鲜、满 口时髦话的小公务员和敞开胸膛、满身泥土的建筑工人夹杂在一起,赶路匆忙。两家挂着“传统蒸菜”招牌的小饭馆中间,是 一家卡拉OK歌舞厅。饭馆电视里《铁窗泪》的愁苦声音,歌舞厅里迪斯科版《两只蝴蝶》的喧闹,浑然一色。 在这里,最多的新闻就是花炮厂房爆炸,其次是因为纠葛产生的爆炸事件,“我们这里的人性格比较强悍,做花炮的 地方火药又特别多,所以爆炸的新闻比较多。像上个月文家市有个饭馆才发生打架爆炸的事,死伤很多人。那个饭馆离这里很 近的。”招待所的老板是地道的永安人,在这个小镇生活了30多年,习惯了“花炮爆炸时候的震天声响”。 这个老板是第一次知道一个大学生失踪了,“不看报道我们都不知道镇里有人在香港读书呢。” 永安镇是位于长沙市和浏阳市的中间站,也是两个城市的夹缝。浏阳河横贯其中,萦回百折,西流注入湘江。与歌里 所唱的“50里水路”相近,这里离长沙不过30公里的车路,有几辆残破的中巴把小镇的人们与省城的繁华联系起来。 尹日强的父母正是维系着小镇与省城的中介人员。这些年来,他们经营着一辆“江背-永安-长沙”的中巴,父亲是 司机,母亲是售票员。在当地人看来,“经济状况还算不错,不过要同时供两个小孩上大学,就比较吃力了。” 长沙深圳香港 尹日强在这个小镇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他从小是跟爷爷奶奶在老家长沙县黄花镇长大的,上了高中后又一直住校,只 有周末才回永安镇的家。从小到大,他就很少和父母交流,“问一句他就答一句”。在邻居的眼中,他更加是一个足不出户的 人,“暑假回来后整天都呆在家里上网”。 2004年,正在湖南师大附中读高三的尹日强来到深圳。他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会在这个城市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当年的泛珠三角中学生物理竞赛中,他获得了一等奖。也是在这次比赛中,香港科技大学的老师杨志宇看上了他,准备为他 开通赴港读书的直通车。 当香港科技大学的一纸保送通知书到达尹日强手上时,他便取消了报考国防科技大学的计划,欣然地接受了保送,成 为浏阳市第一个到香港上大学的学生。既能到香港的名校读自己喜欢的物理系,第一年又有10万块的奖学金,正是一举两得 的事情。 长沙到香港,不过千里的路程。从一个长沙的中学生到一个香港的大学生,尹日强的心理落差却何止千里。 关于香港科技大学,有个说法,学校也被叫成“香港压力大学”,因为英文缩写HKUST也可以解释为“Hong KongUniversityofStressandTension”。一向春风得意的尹日强刚进入大学时,并没有意 识到,自己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大一的时候,他一口气就选修了7门课。 成绩出来,7门选修课中有两门成绩是D,这意味着在下一学年,他的奖学金将被取消。这对自视甚高的他产生了严 重的打击。一直内向的尹日强心里也很清楚自己的家庭状况:为了供自己和在湖南师范大学的姐姐读书,家里已经欠下10万 元的债务。于是,他对家里人只是称成绩不理想,奖学金会减半。 这个年轻人背着父母向学校申请了6万元的低息贷款,准备大二的时候东山再起,拿到全额奖学金。 英语上的缺陷让他再次失败了。这个暑假,他只能向父母坦白,拿不到奖学金,但仍隐瞒了6万贷款的事情。这次返 校的时候,只有向家里要钱。银行转账的昂贵手续费让他选择了随身携带现金,于是便有了“身上带着6万块现金”。 他时常感觉自己“记忆力越来越差”,“在香港读书很多事要处理,我总是记不住”,这不但影响学习,还让他在上 学期末的时候忘了办理住宿申请和通关手续。 失踪风波 8月28日,尹日强带着6万元人民币与同学夏鹏晔从长沙乘火车到深圳。这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签证即将到期 ,这让他变得更“闷”了。不敢跟家里人和朋友说,只想“到网吧里上网,给学校发封信,查查有没有快速申办通关手续的办 法。可是上网后,左想右想,还是不敢发了。” 随后发生的事情尽人皆知。他和家人失去了联系。这惊动了亲人,惊动了学校,惊动了媒体,惊动了深港两地。 由于要2000元才可以开通香港长途电话,家里一直没有开通。到香港读书的第一年,尹日强一个月给家里打一次 电话。到了第二年,一年中只给家里打了六七个电话。这次回家,母亲再三吩咐,以后要多给家里打电话,“至少半个月一次 ”。正是这个吩咐让尹日强突然“失而复得”。9月12日,尹日强打电话给母亲,随后在深圳市芙蓉宾馆与父亲见面。 “他为什么会失踪?失踪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还有哪些事实是隐瞒的?” 媒体这么多的疑问一下涌过来,让沉默的少年手足无措,而其中一些细节父母也不得其解,“也没必要详细地过问。 ” 他的一个老师则认为,媒体是在小题大做,“父母都有护犊之情,见到孩子受委屈后,对外人的讲述就会不自觉地渲 染。没与媒体打过交道的他们怎么知道,这些都成了媒体指责的证据。有多少事实经得起放大镜的一再聚焦啊。” 之后的几天里,尹日强跟着父母辗转于浏阳的数十个大小寺庙之中。“我失踪那段日子,也不知妈妈到底去求了多少 个寺庙的神保佑,所以她现在要一个个地去还愿。我这几天都要跟着,一家家地去。”尹日强说。 他的姨父陪他到湘潭的毛泽东故居逛了一圈,“到伟人故居散散心,让孩子找回以前的自信。” 不过是一场逃学事件 10月9日,尹日强的姨父坐在家里抽烟,一个朋友走进来,笑了:“又有记者。” 尹的姨父呼出一口烟,弹落片片烟灰。“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一个小孩子在外面读书遇到困难,不敢跟家里人说, 想自己解决问题,结果引起了公众的关注。我觉得,媒体应该关注的是在香港读大学的内地学生,现在很多都和尹日强一样, 面临着经济上和学习上的压力问题。” “这事主要是我们父母的责任,如果我们是有钱人家,孩子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经济压力,也就不会做出这种事。”母 亲罗金再说。 风波平息下来后,母亲说:“这次事件过后,孩子至少成长了10岁。” 电话里的尹日强说,“这都是我的责任,我以为自己能解决问题,不想让家里人担心,却没想到会造成这么大的社会 影响。这与我的父母无关,他们只是想保护我。” 当天夜里,睡着的时候,他口里一直喊着:“别来采访我,你们都别来啊。” “又做恶梦了。”母亲心里默默难过。 是夜,永安镇上有人去世。按照当地的习俗,应该燃放浏阳花炮。炮声响起来,火花在夜空里稍亮即逝,只有烟雾还 久久地弥漫着,没有散去。 次日,尹日强逃离了永安镇,去了爷爷奶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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