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史上的一流“小丑”

　　 江 滔

　　“一只狗能够靠衔住空中的球这样的技艺赢得人们的宠爱与赞赏，那么我也是那条狗，我的球则是电影”，当著名传记作者钱德勒问费德里科·费利尼为何从事电影事业，他微笑地如是回答。

　　也许在一些人眼中，费利尼的电影只是充斥着丰满的女人、堕落的狂欢以及肉欲的情色。但是，在这些影像背后，费利尼总能准确触摸到了都市人真实的生存状态。也正因如此，他的作品被西方称作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艺术电影难以逾越的最高峰，一生获得5次奥斯卡奖。当他1993年逝世的时候，意大利举国哀悼，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费利尼1920年出生于意大利北方里米尼海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小时候的他就对马戏团的小丑情有独钟。儿时的向往最终贯穿了费利尼一生的电影，无论是他的成名作《大路》，还是广为人知的《八又二分之一》，马戏团那叮叮当当的音乐总是或强或弱。好莱坞著名剧作家比利·怀特曾经说过：“他(费利尼)是一个一流的小丑，有伟大、独特的想法。”或许，只有小丑，才能在苦闷压抑的世界里载歌载舞、恣意张狂。而在欢笑的脸庞上，那两行晶莹的泪珠，分明记载着小丑的细腻和不为人知的悲怆——

　　暗红色的口红

　　我不是独生子，却是个孤独的孩子。我有个年纪相近的弟弟，还有个更小的妹妹。但就算我们有着共同的双亲、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无法真正分享彼此的生活。

　　9岁时，我就开始制作人偶，演出偶戏。渐渐地，我习惯了一人扮演戏中的所有角色，或许日后向演员示范我对每个角色看法的这种导演方式，就是由此发展出来的。

　　甚至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对戏剧有概念了。有一次妈妈为了某件事责备我，因为我闯了祸。那次，我决定要让她难过，让她后悔骂了我。

　　我拿了她一支暗红色的口红在自己身上涂掉了大半支，我以为这样看起来像是流了血。我心想，当她回家时看到我一身“鲜血”倒在地上，一定会为自己过于严厉而感到抱歉。我在楼梯脚找到了一个好位置，希望情况看起来像是我跌下楼梯，受伤在地。但那姿势却不大舒服，而妈妈又迟迟不来。我的脚都麻木了。终于，我听到了开门的声音，可是进来的脚步似乎比妈妈的要沉重一些，而且听不到高跟鞋的声音。

　　是叔叔过来戳了戳我。他以一种兴味索然的语气对我说：“起来，去洗洗。”我的第一次“戏剧尝试”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后来我没有做导演，我想我会成为一名漫画家。画画这事让我学到了观察能力，我必须充分了解某件事物以后，才有办法去画。

　　11岁左右，我就已经开始把自己画的漫画寄给佛罗伦萨和罗马的杂志社了。再后来，我就开始寄给他们一些附图的短篇小说和散文。

　　本以为自己的第一幅作品刊登出来的时候，我会拿着那本杂志冲出去，向所有的朋友炫耀一番。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我反而把它藏起来了。这不是因为我觉得惭愧，而是太高兴、太骄傲了，我想把它当作自己的一个小秘密。

　　那时的教育体系极力鼓吹战场英雄的价值。我不是个好学生，从来不了解墨索里尼有什么让人着迷的。我收买医生，并装出自己患有疾病。我精通各类病症，呼吸短促是我的专长之一。我不让自己成为法西斯军人，也就没有变成希特勒纳粹军的盟友。此举完全合乎现今的社会价值取向，甚至具备先见之明。但是在那个时候，有些人却认为我“躲在壁橱里”是懦弱的表现。

　　罗马梦

　　1938年，我答应妈妈要到罗马大学的法学院注册，于是离开了家乡，来到梦寐以求的罗马。我的确按承诺去注册，但是却没有去上课。我渴望自由，无法忍受加在我身上的严格命令。那时对我而言，自由就是快乐的代称。

　　我在一家报社找到了工作，赚的钱连买午餐都不够。为了谋生，我找到了设计商店橱窗的工作。我擅长画一些非写实而且曲线婀娜的丰满女性，这些画会吸引客人走进商店。

　　后来，我开始为电台编剧，也撰写一些电影片段。

　　1950年，我拍了自己的处女作《杂技之光》，然后，便是在意大利几乎人人皆知的影片《大路》。但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乃至全世界，《生活的甜蜜》(La dolce vita)才是费利尼的代名词。

　　事实上，我并没有想到我的电影竟会引起那么多人的震惊。

　　自从《生活的甜蜜》1961年上映后，dolce vita这个词就被美国一本权威字典列为英文用语，并把这个词定义成：“怠惰、自我放纵的生活。”

　　在意大利，有人看过影片之后，在电影海报上写道，“让我们为解救公众罪人费德里科·费利尼的灵魂而祈祷。”这真吓得我全身发抖。

　　我只是想让人们看看，现代城市生活中有多少浮光掠影与糜烂轻狂。

　　电影的开头，一架直升飞机吊着耶稣雕像，从古老的神庙石柱盘旋到繁华的罗马(这是电影史上最著名的镜头)。我让半空中的圣人俯瞰这个纸醉金迷、失去方向的城市。主人公马赛怀抱着文学的梦想来到城市，迫于生计，只得为小报撰写花边新闻。他每天游荡在罗马的上流街区，阅尽了疯狂的现代城市人生活：让人血脉高涨的性感女星、哭喊着自杀的妻子、争看神绩出现的汹涌人潮、不择手段的狗仔队、超然物外却最终疯掉的知识分子……尽管他对这一切感到空虚、恶心，但是却无力自拔，深陷其中，对世界的幻想一点点地破灭了。

　　这样的情节显然会令梵蒂冈勃然大怒，影片公映后也的确如此。为了完全地贯彻自己的构想，我和制片人展开了争执。他告诉我，如果我坚持这么做，就得放弃合约里的分红比例。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条分红的约定是会让我致富的，但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的利益。

　　最终，片子赚进了数百万钞票，让很多人瞬间致富，但我不在其中。

　　那年的夏纳电影节，《生活的甜蜜》获得了金棕榈奖。

　　缺陷丈夫

　　来到罗马后，我遇到了未来的家人——朱丽叶塔·玛西娜。那是在1943年，当时我还默默无名，她为广播剧担任配音，而剧本是我写的。她单纯、甜美、善良，并且非常崇拜我。之前从没有人那么崇拜过我，我猜想，我们的恋情中有一部分，是我在跟她瞳孔里所映照出的自己恋爱。几个月后，我们就结婚了。

　　我有很多时候都跟朱丽叶塔躲在屋里。对于一个不想在墨索里尼军队服役的意大利青年而言，走在街上是件危险的事。

　　孩子比我希望的来得快，朱丽叶塔非常高兴，受到她的感染，我也开心起来。那时候，我们两人的快乐似乎是一体的。

　　但生活总是比你预想的凶险。朱丽叶塔从楼梯上摔下来，孩子流产了。他们告诉我是个男孩，朱丽叶塔伤心至极。

　　治疗创伤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赶快再怀一个。我们没有考虑到战事愈来愈吃紧了，也没想过我要拿什么来养这一家三口，只想到了孩子。9个月后，朱丽叶塔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叫费德里科，但他只活了两个礼拜。

　　医生告诉朱丽叶塔她无法再生育了。

　　要是不在战时的话，要是有好一点的救护车的话，要是有更有效的药的话，孩子说不定就能救活……

　　那个没活下来的孩子，在维系我们夫妻情感这事上的贡献，要比那些我们可能拥有的孩子贡献得更多。他来过又走了这件事，一直存在我们心中。我们一直避免去谈这件事，因为谈了只会令人更加伤心。只有拍电影，才能让我们忘记心中的伤痛。

　　每当有人问我幸福人生的定义，我总是回答：“完全的人生。”

　　当我回看自己的人生，以及我和朱丽叶塔那么多年的相濡以沫，我奇怪地发现，我们总是喜欢把眼光投向过去，而不是将来。只来到人世两周的费德里科，让我们把工作上的成就感变成了生活的重心。因此，我总会告诉别人——我们的电影，尤其是我和妻子共同合作的那些电影，就是我们的孩子。

　　或许，有电影的人生也称得上“完全的人生”吧。

　　(本文素材取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我，费利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