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草根商人的民间独立调查(图)(2)

　　陪考之苦

　　党宪宗说，从1990年起，他开始留心并琢磨“大学生”问题。

　　党宪宗把招待所和饭店当成了观察的“窗口”，他不仅与来店中投宿的学生和“陪考”的父母们聊天，还跑到考场外去观察。1998年，大学学费开始“重”起来了。高考的第一天，党宪宗发现一对农民夫妇候在考场外面，他们是从离县城三十里以外的乡下骑自行车送女儿来参加考试的。这对夫妇告诉党宪宗，这是送第三个女儿参加高考来了：他们的大女儿已在美国留学，二女儿在上海读书……这对夫妇早晨骑自行车进城，一直要在考场外等到下午考试结束，晚上接女儿回家住宿，第二天再来陪考。党宪宗第二天遇到这对夫妇的时候，他们正从一个黑不溜秋的口袋中掏出冷馍在啃，“我的眼泪‘哗’地就流下来了”，曾经做过乡村故事讲说员的党宪宗叙说起来绘声绘色。他说，从这一年开始，他动了实地自费调查农村大学生回报父母情况的念头。

　　第二年，党宪宗又在考场外遇到一个老奶奶。老奶奶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已经不能称为“皱纹”，而该叫做“沟槽”了。老奶奶对党宪宗说，她的大儿子病死了，儿媳妇患上了精神病，孙儿前年考上了大学，她这是送孙女儿参加高考来了！

　　这辛酸的一幕，对党宪宗产生了强烈的刺激。

　　2003年，党宪宗意外地遇见了一位初中同学，老同学诉说他大儿子和二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多年，对家里几乎没什么回报，他最小的儿子也在自费上高中，当年就要考大学了！“老同学”眼神不好，背也驮了。几十年不见，党宪宗几乎已经认不出他来了。倒是他先认出了经常在电视台亮相的党宪宗！老同学的老态让党宪宗感到椎心的疼痛。他觉得这事不能再拖下去了，再不去进行从1998年就在开始计划的实地调查，就再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了。于是，在2003年的7、8、9三个月时间里，他推开繁忙的生意，购买了录象机、照相机和录音笔，深入到合阳县境内近20个沟塬乡镇，进行了一次独立的民间社会调查。

　　党宪宗回忆，当时进行集中调查的时间，正是黄土高原上最为酷热的三个月。他不顾自己17年糖尿病的身体和老伴的强烈反对，搭乘火三轮爬坡塬、钻山沟，常常是忙到深夜11点钟才得以回到县城家中。腰酸腿疼的劳累也时常使自己的意志发生过动摇，但是，总有一种东西让他在这场在局外人看来完全“不划算”的社会调查中停不下来。

　　三个月采访调查时间，党宪宗录下了近300个小时的谈话录音，摄了近100小时的像，总计花费近5万元。2003年做完采访后，因为生意上的繁忙，党宪宗并没有马上写出书稿。采访材料先是在县上流传，一些领导看了之后感动得流泪。消息传到西安，《西安晚报》一位记者下来重点采访了几户人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一直到2005年，党宪宗才抽空在一个农家租房，用一个月写出了二三十万字的初稿，之后七易其稿。到2007年1月，对40户农民家庭艰难供养大学生的调查报告——《沉重的母爱》正式出版。在整个调查采访过程中，往往是诉说者在哭，党宪宗和陪他一同去采访的人在哭，这部调查报告的采写完成，可以说是由泪水浸泡出来的。

　　随着对事实真相的接近，党宪宗的调查主题，也由调查“大学生对父母的回报”的初衷，不由自主地变成了“父母供养大学生的艰辛付出和巨大牺牲”。

　　学费之累

　　学费故事一：西郭村一位农民夫妇供养出了三个大学生，他们的大女儿现在美国攻读博士后。八十年代初期，读研究生的二儿子写信来向父母要10元钱。老俩口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商量了半夜，决定去棉地里拣拾剩下的棉花瓣。时令已近冬天，二人连续拣了三天，手上都裂出了口子，好不容易从棉花瓣中掳出了10斤残棉。拿到县棉麻公司，看门的老头都说残棉又黄又黑，不值钱！可这对夫妇说，不值钱也要卖，一过秤，10斤残棉卖了5元钱！还差5元，这对夫妇思来想去，还是只能在棉花地里打主意。于是，二人到棉花地里去拔了一大堆棉花杆，连夜铡成小截，第二天一大早拉上一辆人力车到四十里外的纤维板厂，卖了4元9毛钱。实在没办法了，老俩口最后到巷口借了3毛钱。一毛钱买了信封、邮票，这才把10元钱凑够，把钱装在信封里给儿子寄去……

　　学费故事二：2003年，有一家的小儿子考上大学。在这之前，这家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已分别在上大学三年级和二年级了。这一次开学，三个儿女的学费至少要两万多元。这家的男主人靠给人挖苹果树为生，每挖一棵树蔸能挣1元。女主人给人在砖窑里做砖。父母累死累活一年积攒下4000元！眼看开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父亲急得病倒了。一天，三个娃齐齐跪倒在父母面前，大女儿说：“反正都快毕业了，我不上了！”二女儿说：“我不上了，让弟弟和姐姐上！”弟弟说：“我刚考上，我不上了，让两个姐姐把学上完！”三个娃哭着谦让。父母哭、儿女哭，引得来劝解的邻居见了这情景也哭！幸亏娃们在山西砖窑打工的姨父这时带过来1万多元，才把这个围给解了！而为了省钱，男主人主动叫村上把自家电给停了。全家2003年上半年买油盐酱醋日常零用只有两元钱……

　　这样的事例在党宪宗调查的农家中还有很多。